開羅，3月31日
洲際酒店的員工很難忘記那位來自慕尼黑的紳士。處事圓滑的總領班卡圖比先生見過很多這樣的人：易怒，喜歡找人麻煩，活脫脫一個自以為是的小人物。事實上，卡圖比先生已經對他厭惡至極，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藐視。到了第三天，卡圖比先生非常不真誠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問：「這次又怎麼了，肯普先生？」
抱怨從他到達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肯普先生訂了一間無煙房，但他堅持肯定有人在裡面吸過煙——雖然自認為嗅覺非常靈敏的卡圖比先生完全聞不到任何煙味。第二個房間離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間又離夜總會太近。最後，卡圖比給了他一間高層河景套間，還沒有加收費用，而這個房間也被肯普稱為「絕望中的唯一選擇」。
游泳池太熱，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讓人無法忍受，每頓晚餐都糟糕透頂；洗衣房弄壞了他套裝的領子，水療館的按摩傷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員每天早晨八點整去清理他的房間，而且會一直留在那裡監督他們工作——他說伊斯坦布爾的希爾頓酒店坑了他的錢，他決不會允許同樣的事情在開羅發生。工作人員離開後，他馬上就會把「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門把手上，再也不摘下來，就像一面戰旗。卡圖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掛上同樣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點，肯普先生會拿著旅遊地圖離開酒店。酒店司機靠抽籤決定誰來伺候這個討厭的客人，當他的導遊。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慘。他說埃及博物館需要徹底的清掃；古堡在他眼裡是一個骯髒的碉堡，在吉薩金字塔，他還被一頭壞脾氣的駱駝咬了一口。從科普特區回來後，卡圖比先生問他喜不喜歡聖巴巴拉教堂。「不錯，」肯普先生說，「不過還是不如我們德國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圖比站在酒店大門口，看著肯普先生走出旋轉門，走進了帶著沙粒的風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這很難說，卡圖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車？」
「不，他不需要。」
他沿著濱海大道走遠了，那件「領子被弄壞」的西服夾克在風中飄動，就像是運貨車的擋泥板。開羅是一座善變的城市，卡圖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開羅恐怕也沒法和肯普先生匹敵。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著的骯髒而殘破的樓宇讓加百列看到了歐洲的影子。這時，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過的那本參觀指南，上面寫著，19世紀，埃及的統治者伊斯梅爾就想過把開羅建成「尼羅河畔的巴黎」，並且真的雇了一群歐洲最頂級的建築設計師來完成他的夢想。這些建築擁有新哥特式風格的外牆，熟鐵鑄成的欄杆，裝了百葉窗的長窗。不同的是，它們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氣，並且從來得不到重視。
他來到了一個環形路口。一個穿著涼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語腔說道，但他推開那男孩的動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舊城巷子里擺脫小販的樣子。
他沿著環形路口的逆時針方向轉上了尼羅大街，那是開羅的香榭麗舍大道。他走了一會兒便停下來，通過商鋪的窗戶檢查自己是否被跟蹤了。然後，他離開尼羅大街，進入了旁邊的一條窄道上。他沒法在人行道上走，因為上面都停滿了車，只能跟著開羅本地人走到了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龍在離開前夜給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義大利式建築物，表面塗成了尼羅河泥漿的顏色。三樓的一扇窗戶外掛著BBC整點新聞的主題標語，門口外不遠處，一個小販正在兜售紙盤裝的義大利面，旁邊站著一個賣酸橙和麵包的蒙面女人。穿過喧鬧的街道就是一棟小樓，屋頂下站著一個戴著太陽眼鏡、穿著防風夾克的穆卡巴拉監視人員。他目送加百列走進了樓門。
小樓的底層又陰又冷。一隻瘦弱的埃及貓瞪著空洞的眼睛，豎著大耳朵，在角落裡向他低吼了兩聲，然後鑽進牆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亞守衛穿著檸檬色的長袍，圍著白頭巾，正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張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過了加百列手中那張名片。
「三樓。」他用英語說道。
樓梯盡頭有兩扇門。門的右邊是一塊銅牌子，寫著「大衛·昆內爾——國際報」。加百列按響了門鈴，一個蘇丹小夥子馬上把他請進了前廳。加百列用帶著德國腔的英語和他交談。
「怎麼稱呼您呢？」蘇丹男孩問道。
「我叫約翰尼斯·肯普。」
「昆內爾知道您要來嗎？」
「告訴他我是魯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請稍等。我去看看昆內爾現在能不能見您。」
蘇丹人消失在了兩扇高高的門背後。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處那間咖啡館的服務生端著一個銀色的茶盤走了過來，茶盤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聽到蘇丹人回來了，便轉過身去。「昆內爾現在可以見您。」
加百列走進的那個房間有點重回羅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應該從沒打磨過，天花板線條上則蒙了一層厚厚的塵土。房間的兩面牆都是書架，上面擺著各類關於中東和伊斯蘭歷史的書籍。木質大書桌上堆著泛黃的報紙和沒讀過的信件。
房間里很暗，除了透過法式長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陽光，以及落在大衛·昆內爾的舊麂皮鞋上的一點光斑之外，整個屋子都是陰沉沉的。大衛·昆內爾放下手上那份今早發行的《艾布拉姆報》——政府辦的日報，用陰鬱的目光望著加百列。他穿著皺皺的白色牛津布襯衫，外面套了一件帶肩章的深色夾克，稀疏的額發搭在布滿血絲的眼睛前。他撓了撓下巴，調低了收音機的音量。加百列在門口就聞到了濃濃的威士忌味。
「魯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內爾陰沉的表情和他熱情好客的語氣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話是對著穆卡巴拉的「聽眾」說的，「海勒先生告訴我您會過來。我能為您做點什麼呢？」
加百列把一張照片放在了他混亂的書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亞維什給他的那張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來這兒度假的，」加百列說，「海勒建議我來找您。他說您會讓我見識一下真正的開羅，他說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個好人，他最近怎麼樣？」
「和往常一樣。」加百列回答說。
昆內爾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裡，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張照片。
「我現在有點忙，但我想我可以幫幫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夾到了報紙里，「我們出去走走吧，怎麼樣？最好在他們把暖氣調高前離開這兒。」
「你的辦公室被監聽了。」
他們走上了一條狹窄的林蔭小路，路的兩旁都是商鋪和小販。昆內爾停下來，欣賞著一卷血紅色的埃及棉。
「有時候會，」他淡淡地說，「所有的文人都會被監視。埃及的治安機構這麼龐大，肯定得干點什麼。」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們不知道。在他們看來，我就是一個倒霉的窮酸英國老頭，想在紙媒世界裡混口飯吃。我們已經達成了協議。我讓他們在搜查之後幫我把房間整理一下，他們倒是幹得不錯。」
昆內爾放下了手裡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著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頭看了看，那個負責監視的人正懶洋洋地翻看著一隻阿拉伯銅質咖啡壺。
加百列跟上的時候，昆內爾的臉上已經滲出了汗水。他曾經是個明星，是倫敦一家重要報紙的通訊員，是那種會空降到某個熱點新聞現場進行報道，然後在事件冷卻、人們失去熱情之前離開的人。但因為貪戀美酒和女人，他從事業的巔峰滑落了。後來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動時期來到以色列，認識了沙姆龍。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會上，沙姆龍經過一番打探之後發現了他的軟肋——債務堆積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國人外表之下，隱藏的其實是一段猶太人的過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時候，沙姆龍開始了他的遊戲。他保證他們之間是合作關係——在沙姆龍看來，所謂「合作夥伴」就是他可以引誘或勒索的人。昆內爾利用他的阿拉伯資源向沙姆龍提供信息，偶爾還會幫沙姆龍發表政治宣傳文章。作為回報，昆內爾的債務煙消雲散，他還得到了一些新聞的獨家播報權，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聲。同時，還有出版商幫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時、希望可以變成鉛字的書——雖然沙姆龍從來沒告訴過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書桌的抽屜里有這樣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經開始，昆內爾就沒有機會反悔了，因為和穆罕默德·亞維什一樣，他不能看著自己的事業毀滅。為了贖罪，他在公眾面前已經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邊。在《逃離華爾街》中，他被視為「巴勒斯坦的聲音」，對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充滿同情。帝國主義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們的私生子以色列收穫了他們的果實。昆內爾經常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