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幢老舊的公寓樓。它所在的位置是慕尼黑一處漂亮的小城區，名字叫作勒海爾區。院門臨街，主入口的門前是一座整潔的庭園。樓內的電梯很不牢靠，更多情況下，人們更願意從樓梯間爬到三層。房間里的布置是酒店的樣式。卧室里有兩張床，客廳里的沙發是一件可以兼作書桌和卧床的組合傢具。在儲藏間里還有四張備用小床。食品櫃里藏滿了可以耐久存放的食物，餐具櫃里有八副餐具。客廳的窗戶俯瞰著街道，然而不透光的窗帘始終閉合著，於是公寓內部永遠是夜晚。電話機沒有電鈴，只有紅色的閃光燈指示著有沒有電話打進來。
客廳的牆上掛滿了地圖：維也納中部、維也納都市區、奧地利東部、波蘭。在窗戶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幅很大的歐洲中部地圖，顯示出完整的逃逸路線，從維也納延伸至波羅的海海岸。沙姆龍和加百列進行了一次短暫的爭論才確定線路的顏色使用紅色。從遠處看，它彷彿一條血色河流，這恰恰是沙姆龍期望達成的效果：血，流經了許許多多個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流成了河。
他們在公寓里只說德語。這是沙姆龍定下的規矩。拉德克依然稱為拉德克，不過不許說全名。沙姆龍不願意稱呼他從美國人那裡買來的名字。沙姆龍還定下了別的規條。這是加百列規劃的行動，所以是加百列施展的舞台。是加百列，用來自他母親的柏林口音，向團隊發市指示；是加百列，審查來自維也納的監視報告；一切行動的最後決策，也要由加百列來作出。
最初的幾天里，沙姆龍努力地適應著配角的地位，然而他對加百列的信心漸漸加強，他發覺悄然溜進幕後才更方便些。儘管如此，每一位經過保密公寓的特工都會感到一種陰鬱的氣氛籠罩在他們頭上。沙姆龍似乎從來不睡覺。他可以幾個小時站在地圖前，或是摸黑坐在廚房的桌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倒像一個正和自己的良心作鬥爭的男人。「他就像個臨終病人，為自己籌劃著葬禮，」說這話的是一位講德語的老特工，名叫奧代德，加百列讓他在這次行動中負責駕車逃跑，「如果這一鎚子辦砸了，他們就會把敗績刻在老頭兒的墓碑上，就刻在大衛之星的下面。」
即使在最佳條件下，這樣的行動也需要數星期的時間制訂計畫，加百列卻僅有幾天時間。當初，「天譴」行動為他打下了好底子。「黑色九月」組織的恐怖分子不斷地行動，忽隱忽現，令人崩潰。因此一旦確定了一個人的位置，又明確了身份，打擊小組就會閃電般的出手。監控組迅速到位，車輛和保密公寓安排妥帖，逃逸路線提早制定。加百列從前儲備的這些經驗和知識在慕尼黑都派上了用場。極少有哪個情報官員比他和沙姆龍更了解迅速規劃和閃電出擊的真諦了。
到了晚上，他們會收看電視里的德語新聞。鄰國奧地利的大選吸引了德國觀眾的注意。梅茨勒遙遙領先，每到一站，他的擁護者人數都在增加，就如同他在民調中的支持率。看這樣子，奧地利就要做出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了：從極右翼陣營里選出一位總理。然而古怪的是，在慕尼黑的保密公寓里，加百列和他的團隊卻在慶幸著梅茨勒的冉冉升起，因為要是沒了梅茨勒，他們通往拉德克的大門就會閉合。
按照慣例，新聞結束不久，他們就會接到來自掃羅王大道的勒夫的問候：他會逼著加百列回答一些無聊的查問，看看這一天都發生了什麼大事。這段時間沙姆龍會很放鬆，因為他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動指令。加百列會把電話緊貼著耳朵，來回踱著步，耐心地回答勒夫的每一個問題。有些時候，如果燈光合適，沙姆龍能看到加百列母親的影子，就在他的身邊一道踱著步。雖然沒有人這麼說，但她，其實是這個團隊里的一員。
每天一次，通常是在下午時分，加百列和沙姆龍會溜出保密公寓，到英格蘭花園去散步。艾希曼的陰影籠罩在他們頭頂。加百列認為從一開始他就一直存在。從那天晚上起，他就來了。那天晚上，在維也納，麥克斯·克萊恩對加百列講了那位黨衛軍軍官的故事：此人在奧斯威辛親手謀殺了數十名囚徒，如今卻每天都坐在中央咖啡館裡，享受著午後的咖啡。直到此刻，沙姆龍仍然極力避免提到艾希曼的名字。
抓捕艾希曼的故事，加百列以前聽過許多次。不錯，1972年9月，沙姆龍就使用這個故事刺激了加百列，使他加入了「天譴」的行動團隊。在英格蘭花園的林蔭步道上，沙姆龍所講述的版本更為詳細，勝過了加百列此前聽到的所有版本。加百列懂得，他說的這些並不是一個老頭兒絮絮叨叨地回顧自己昨日的榮耀。沙姆龍從來不會吹噓自己的成就，出版商也絕對沒機會出版他的回憶錄。加百列知道，他告訴自己艾希曼的事情，是有理由的。我走過的路，是你也會走過的。沙姆龍這樣說，不過會換個時間，換個地點，由另一個人陪伴；但這個歷程你應該知道。有幾次，加百列感覺自己彷彿在陪著歷史老人走路。
「等待逃離的飛機，那是最困難的階段。我們帶著這個階下囚困守在保密公寓里。有些成員無法忍受這樣看守他，我只好一夜又一夜守在他的房間里，看著他。他被鎖在一張鐵床上，穿著睡衣，戴著遮光眼鏡。我們是嚴格禁止同他交談的。允許同他講話的，唯有審訊員。我沒法遵守這些命令。你想想看，我必須知道，這個連見了血都噁心的男人，如何就屠殺了我們六百萬的人民？他又是怎麼殺了我的父母、我的兩個姐姐？我問他為何要那麼做，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因為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加百列——似乎他只是一個銀行職員或是火車上的列車員。」
後來，站在拱橋的欄杆前，他們俯瞰著流水。
「有一刻我的確想殺了他，加百列——當時他告訴我，他並不恨猶太人民，他其實還很敬慕猶太人。他還想讓我相信，他多麼喜愛猶太人，於是開口背誦我們的經文：聽吧，以色列，主是我們的神，是唯一的上帝！這幾個詞從他這種人嘴裡說出來，我實在受不了，就是這張嘴發布了屠殺六百萬人的命令。我伸手掐住他的臉，掐得他閉上了嘴。他開始顫抖抽搐。我以為我把他弄得心臟病發作了。他問我是不是要殺了他，他還求我不要傷害他的兒子。這個人曾經把別人的孩子從父母手裡奪下來，扔進火里，現在卻關心自己的孩子，他還以為我們會像他一樣，連兒童也謀殺。」
在一座廢棄的露天啤酒店，一張布滿劃痕的木桌前。
「我們要求他同意自願隨我們回以色列，他當然不願意去。他想在阿根廷或德國接受審判。我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他都得在以色列受審。我冒著斷送職業生涯的風險，允許他喝了點紅酒，抽了支煙。我沒有和殺人犯一道飲酒，我做不到。我向他保證，他會獲得一個機會，站在他自己的立場上陳述他的所作所為，保證他會接受公正的審判，行使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他對結果不作任何幻想，但聽說能向全世界為自己作個解釋，他似乎頗為所動。我還對他直說，至少還有人明確通知他將被處死，他自己卻剝奪了幾百萬人的這份尊嚴。那些人聽著麥克斯·克萊恩奏著小夜曲，走向『更衣室』和毒氣室的時候，還都蒙在鼓裡。他在文件上籤了字，填寫日期的時候活像個熟練的德國官僚。事情就這麼辦妥了。」
加百列專註地聽著，衣領豎著，裹著耳朵，雙手塞在口袋裡。沙姆龍的焦點從阿道夫·艾希曼轉到了埃瑞克·拉德克。
「比起我，你有個便利條件，因為你曾經在中央咖啡館面對面地會過他。當初在行動前，我只是從遠處見過艾希曼。當時我們是在監視他的寓所，計畫抓捕行動。不過我沒和他說過話，連站在他身邊的機會也沒有。我精確地知道他的身高，卻無法在眼前勾畫出他的面貌。我大概知道他說話是什麼音調，然而我卻並不熟知。而你了解拉德克，不幸的是，由於那個曼弗雷德·克魯茲，他對你也有所了解。他還會希望了解更多。他會感到自己已經暴露，會感到不安。他會向你發難，和你公平地對決。他一定想知道你為什麼要追捕他。無論怎樣，你絕對不能和他正常地交談。記住，埃瑞克·拉德克不是集中營的衛兵或毒氣室的操作員，他是帝國保安部的人，是老辣的審訊高手。他會利用他的一切手段來作最後一搏。別落入他的圈套，現在你是主導局面的人。你的反客為主會讓他大吃一驚的。」
加百列將目光向下投去，似乎是在讀著桌面上刻的字。
「那麼，為什麼艾希曼和拉德克都有資格享有正義的審判，」他最後開口道，「但是巴勒斯坦的『黑色九月』組織就只能遭到復仇？」
「你要是改行，一定能做個猶太法典的大學者，加百列。」
「你在迴避我的問題。」
「固然，我們對『黑色九月』恐怖分子採取的行動，當然包含著純粹的報復，卻又不僅僅是報復。他們構成了一種持續不斷的威脅。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殺了我們。那是場戰爭。」
「為何不逮捕他們，然後審判他們？」
「然後呢？由著他們在以色列的法庭上大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