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方索·拉米雷茲原本早就該死了。他毫無疑問是全阿根廷乃至全拉丁美洲最有勇氣的人。作為一名激進的記者和作家，他畢生的事業就是打破壁壘，將阿根廷殺人害命的歷史公佈於天下。由於考慮到如果受雇於阿根廷出版界會太危險、太有爭議，他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美國和歐洲出版的。除了政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絕少有阿根廷人讀過拉米雷茲著作的隻言片語。
他親身經歷過阿根廷的血腥歲月。在「骯髒戰爭」 期間，他由於反對軍事執政團而進了監獄，在獄中九個月，幾乎被虐待至死。他的妻子是左翼政治活動家，她被一支軍人敢死隊綁架，又活生生從飛機上扔下來，摔進了冰冷的南大西洋。如果不是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的干預，拉米雷茲一定也會遭遇同樣的厄運。所幸，他獲釋了，飽受摧殘後變得面目全非。出獄後，他重新向軍政府發起聖戰。1983年，他們下台了，一個民選產生的平民政府取而代之。拉米雷玆幫助新政府在審判中指證了數十名軍官，揭露了他們在「骯髒戰爭」中的罪行。這其中就有一位上校，正是他將阿爾方索·拉米雷茲的妻子投入了大海。
近年來，拉米雷茲將他的卓越能力獻給了另一項工作——揭露阿根廷歷史上又一個不愉快的章節，這是一段政府、媒體、大多數民眾都選擇性忽略的歷史。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瓦解之後，數以千計的戰爭罪犯，有德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克羅埃西亞人，紛紛湧入阿根廷，而且前有庇隆政府的熱情接受，後有梵蒂岡教廷樂此不疲的支持。拉米雷茲在阿根廷人中是遭到蔑視的，因為納粹主義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他的工作被認為是有害的，就像他此前調查那些將軍們一樣。他的辦公室曾兩次被投擲燃燒彈，他的郵件里也多次藏了炸彈，以至於郵政部門拒絕處理他的郵件。如果不是摩西·里弗林的介紹，加百列估計拉米雷茲多半不會同意和他會面。
結果，拉米雷茲欣然接受了午餐的邀請，還推薦了一家聖太摩的社區咖啡館。咖啡館裡鋪著黑白相間的象棋格子地板，店裡無規則地擺放著木質方桌。四壁刷了白漿，貼牆擺著架子，架上配著一隻只空酒瓶。巨大的店門面向喧鬧的街道，人行道的帆布雨篷下也擺著兒張桌子。三台吊頂風扇攪動著沉沉的空氣。一隻德國牧羊犬趴在吧台腳下，正喘著氣。加百列於兩點三十分到達。阿根廷人遲到了。
一月的阿根廷正值盛夏，酷暑令人難以忍受。加百列在耶斯列谷地長大，又經歷過威尼斯的夏季，所以早已習慣了炎熱的天氣。然而他幾天前才去過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區，氣候的強烈反差讓他的身體經受了不小的考驗。熱浪從車來人往的街上蒸起，從咖啡館敞開的大門湧進來。每經過一輛大卡車，溫度似乎都會升高一兩度。加百列沒有摘下太陽鏡。他的襯衫緊緊地貼在脊背上。
他喝著冰水，嚼著一片檸檬皮，望著馬路。他的目光在基婭拉身上短暫地停了一會兒。她正在呷著一份堪貝利開胃酒兌蘇打水，無精打采地吃著一盤肉餡卷餅。她穿著短褲，一雙長腿露在陽光下，大腿處有些晒傷了。她的頭髮散亂地蜷曲成一團團小卷。一滴汗水緩緩地沿著她的頸背部流下來，溜進了她的無袖衫里。她的左手戴著手錶，這是個預先定好的暗號。左手戴錶示意沒有發現跟蹤監視，不過加百列清楚，即使像基婭拉這樣的特工，要想在聖太摩的人群中發現一位專業高手也是件棘手的事。
拉米雷茲直到三點才姍姍來遲，也沒有道歉。他是個高大魁梧的男人，額頭寬厚，鬍鬚濃重。加百列找尋著酷刑留下的傷疤，但沒找到。拉米雷茲開口點了兩份肉排和一瓶紅酒，嗓音和藹，音量很高，似乎連架子上的酒瓶都為之震動。熱浪嚴酷，加百列覺得紅酒和牛排未必是明智的選擇。拉米雷茲卻認為這樣的問題似乎構成了侮辱。「牛肉是這個國家裡最真實的東西之一了，」他說，「而且還是國家經濟運轉的一種方式……」他餘下的話淹沒在一輛路過的水泥車的雜訊之中。
侍者將葡萄酒擺在桌上。酒瓶是綠色的，沒有貼標籤。拉米雷茲倒了兩杯，又問加百列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一聽到加百列的回答，阿根廷人的一雙濃眉緊緊地團在一起。
「奧托·克裡布斯，呃？這是他的真名還是化名？」
「化名。」
「你怎麼能確定？」
加百列將他從羅馬聖瑪利亞靈魂之母堂取來的文件遞了過去。拉米雷茲從襯衫口袋裡取出一副油膩膩的老花眼鏡，一抬手戴在鼻樑上。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加百列很為此緊張。他朝基婭拉瞥了一眼。手錶依舊在左手。當拉米雷茲從文件上抬起頭來的時候，他顯然是一臉頗為觸動的樣子。
「你是如何拿到胡德爾主教的檔案的？」
「我在梵蒂岡有個朋友。」
「不，你在梵蒂岡有個非常有權勢的朋友。唯一能讓德雷克斯勒心甘情願打開胡德爾文檔的，只有教皇閣下本人！」拉米雷茲朝加百列的方向舉了舉酒杯，「也就是說，1948年，一位名叫埃瑞克·拉德克的黨衛軍來到羅馬，跌跌撞撞投入了胡德爾主教的懷抱。數月後，他化名奧托·克裡布斯前往敘利亞。你還知道些什麼？」
加百列放在木質桌面上的第二份文件同樣引來了阿根廷記者的驚異表情。
「如你所看到的，目前以色列情報部門判定這位名為奧托·克裡布斯的男子最遲到1963年還在敘利亞。信息源很可靠，正是出自阿洛伊斯·布魯諾本人。根據布魯諾的情報，克裡布斯於1963年離開敘利亞，移居此地。」
「你有理由認為他至今還在這裡？」
「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
拉米雷茲交疊起結實的雙臂，隔著桌子看著加百列。一陣靜默橫在他倆之間，背景是街上嗡嗡的車流聲。阿根廷人嗅出了這故事的價值。如此反應，加百列預計到了。
「那麼，這位名叫雷內·杜蘭的蒙特利爾人，他是如何染指梵蒂岡的秘密文件，又是如何搭上了以色列情報部門的線？」
「顯然，我有很好的資源。」
「我是個大忙人，杜蘭先生。」
「如果你要的是錢……」
阿根廷人抬起一隻手掌，做出一個勸誡的手勢。
「我不要您的錢，杜蘭先生。我自己會賺錢。我要的是故事。」
「很明顯，要是媒體報道了我的調查過程，恐怕會造成麻煩的。」
拉米雷茲看起來是受了輕慢的樣子：「杜蘭先生，我自信追蹤像埃瑞克·拉德克這樣的人，我比你有經驗得多。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安靜地作調查，什麼時候應該奮筆疾書。」
加百列猶豫了一陣。他不願意同阿根廷人來一場以物易物的交易，但他也知道，阿爾方索·拉米雷茲也許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朋友。
「我們從哪裡開始？」加百列問道。
「這個嘛，我想我們應該先弄清楚當初阿洛伊斯·布魯諾到底願不願意透露他的朋友奧托·克裡布斯的實情。」
「也就是說，他有沒有真的來阿根廷？」
「正是。」
「那我們怎麼做呢？」
這時，侍者來了。他擺在加百列面前的牛排大得足夠一家四口人吃。拉米雷茲微笑著，動手切起肉來。
「祝你好胃口，杜蘭先生，開吃吧！我能感覺得到，你需要添一把力氣了。」
阿爾方索·拉米雷茲開著一輛西半球碩果僅存的大眾西羅科。曾幾何時它或許應該是深藍色的，如今，外層的漆皮已經褪成了浮石的顏色。擋風玻璃的中央有一道裂縫，看來猶如一道閃電。加百列那一側的門被撞得凹陷下去，他必須用足力氣才能將它扳開。空調早就壞了，引擎的呼號猶如一架直升機。
他們搖低了車窗，疾駛著開過寬闊的七月九日大道。用廢的筆記殘紙在他們身邊打著旋。有幾頁紙飛到了街上，拉米雷茲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又或是根本不介意。接近傍晚時分，天氣更熱了。劣質紅酒令加百列的頭痛起來，他把頭轉向敞開的車窗。這是一條醜陋的大街。優雅舊建築的正面被一面面德國豪華車和美國軟飲料的廣告牌弄得傷痕纍纍，而它們的消費者兜里的錢已經在一夜之間貶值了。行道樹的斷枝醉酒般懸在半空，在污染和熱浪中苦苦掙扎。
他們轉頭向河邊駛去。拉米雷茲看看倒視鏡。他的一生都在軍事流氓和納粹同情者的追捕之中，早已磨礪成了一隻老練而警惕的都市昆蟲。
「有個騎小摩托車的女孩子正在跟蹤我們。」
「是，我知道。」
「知道你怎麼不說？」
「因為她是我們一夥的。」
拉米雷茲久久地看了一眼倒視鏡。
「這種事瞞不了我。這女孩剛才就在咖啡館裡，對吧？」
加百列緩緩點點頭。他的腦袋一陣轟鳴。
「你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杜蘭先生，也是個很幸運的人。她是個美人呢。」
「認真開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