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波那拉的訂位是四個人的。加百列步行來到法爾內塞廣場，發現帕斯納正在法國大使館附近等著他。他們一道走到阿爾蓬皮埃爾餐廳，選了一張安靜的桌子。帕斯納點了紅酒和玉米糕，又遞給加百列一枚空白信封。
「這東西花了些時間，」帕斯納說道，「最終在另外一份報告里找到了克裡布斯的線索，那份報告的內容是關於一個納粹黨人的。他的名字叫阿洛伊斯·布魯諾。你對布魯諾了解嗎？」
加百列回答說，這人是艾希曼的高級副官，專干集中驅趕的勾當，對於將猶太人大規模集中在猶太區、然後送進毒氣室的活計十分在行。他同艾希曼聯手，集中驅趕了奧地利的猶太人。在戰爭的後期，他處理了希臘薩洛尼卡和法國的驅趕工作。
帕斯納顯然是受了觸動，舉手將一塊玉米糕刺穿了：「戰後他逃到了敘利亞，在那裡他化名為喬治·費舍爾，做了政府的顧問。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敘利亞的現代情報和安全系統都是由阿洛伊斯·布魯諾一手建設的。」
「克裡布斯也為他工作嗎？」
「看起來應該是。打開信封。再有，順便說一句，讀這份報告的時候請你懷著應有的尊重，編製它的人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的。好好看看特工的代號吧。」
「梅納什」是以色列傳奇特工伊萊·科恩的化名。科恩1924年生於埃及，1957年移民以色列，隨即志願報名，為以色列情報部門工作。他的心理測試結果很複雜。結果顯示他智商極高，而且天賦異稟，記憶力超群，同時又顯示他「過分自負」，並且認為科恩在諜戰第一線必定會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科恩的檔案就此塵封，一直到了1960年。當時敘利亞邊境局勢緊張，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在大馬士革安排一名間諜已刻不容緩，漫長的遴選卻並無理想結果。接著海選範圍擴大，曾經被拒絕的候選人也成了選擇對象。科恩的檔案再次開封，不久，他就受命執行任務了，而且這項使命一直伴著他走到生命的終點。
經過六個月的強化訓練，科恩化名為凱末爾·阿明·塔比特，被派往阿根廷，為的是編排一出用於掩護的假想故事：一位成功的敘利亞商人一生旅居海外，有意落葉歸根。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敘利亞僑民社區里廣泛取悅逢迎，建立了許多重要的人情關係，其中包括同阿明·哈菲茲的友誼一一此人日後成為了敘利亞的總統。
1963年1月，科恩轉入大馬士革，開辦了一間進出口公司。由於獲得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敘利亞社區的推薦，他很快成了大馬士革社會和政壇的熱點人物，同軍界和敘利亞復興黨的高層人物發展著關係。軍官們帶科恩到各軍事部門參觀，甚至帶他去了戈蘭高地上的戰略要塞。哈菲茲少校就任總統後，有人便預測「凱末爾·阿明·塔比特」將要進入內閣，甚至會入主國防部。
敘利亞情報部門全然不知這位殷勤和藹的塔比特實則是以色列間諜，正在源源不斷地將情報送過邊境線。緊急情報是由加密的莫爾斯代碼通過無線電傳送的。更翔實和具體的情報則用顯隱墨水書寫，然後藏在金屬嵌花傢具的箱子里，運往歐洲某處的以色列情報站。科恩提供的情報，為以色列軍事規劃者打開了一扇意義重大的窗戶，幫助他們更清晰地審查大馬士革的軍政局勢。
最後，科恩熱衷冒險的預言得到了驗證。他使用電台的時候越來越輕率，他會在每天早晨同一時間發報，或是一天之內多次發報。他發報問候自己的家人，還為以色列國家足球隊在國際比賽上的實力發出惋惜。敘利亞的國家安全機構配有最先進的蘇制無線電偵測設備，他們開始搜索藏身於大馬士革的以色列間諜了。他們在1965年1月18日找到了他，闖進了他的公寓，發現他正在向以色列的上線們發報。科恩的絞刑於1965年5月執行，敘利亞電視台進行了現場直播。
加百列借著搖曳的燭光讀了第一份報告。它是通過歐洲的渠道於1963年5月發布的。這是一份關於復興黨內部複雜形勢的詳盡報告。其中有一段全部是關於阿洛伊斯·布魯諾的：
我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見到了「費舍爾先生」。主辦酒會的是復興黨高層的重要人物。費舍爾先生面色不太好，因為他最近在開羅遭遇信件炸彈襲擊，失去了一隻手的幾根手指。據他說想要他命的人是來自特拉維夫的猶太人渣：他聲稱他在埃及的工作不僅僅是同以色列特工作個了斷。當晚陪同費舍爾先生的是一位名叫奧托·克裡布斯的男子此前我從未見過克裡布斯。他身材高大，藍眼睛，非常顯著的日耳曼人相貌，同布魯諾不一樣。他喝成士忌喝得很兇，似乎是個性比較弱的類型，是有可能用勒索或其他手段制服的人。
「就這些了？」加百列問道，「就只有雞尾酒會見了一面？」
「顯然如此，不過別灰心。科恩還給了你另一條線索。看看下一份報告。」
加百列低下頭讀起來：
我上周在國防部的接待室見過「費舍爾先生」。我向他問及了他的朋友克裡布斯先生。我告訴他，我和克裡布斯討論過一項商業企劃，一直沒有聽到他的迴音，所以我很失望。費舍爾說這沒什麼可驚異的，因為克裡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
帕斯納為加百列斟了一杯葡萄酒：「我聽說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季節非常宜人。」
加百列和帕斯納在法爾內塞廣場分手，隨後加百列獨自沿著茱莉亞大道走回酒店。夜裡的天越來越冷，街上非常暗。沉沉靜寂配上他腳下粗糙的石子路，讓他不由得想起一個半世紀以前的羅馬，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依然是梵蒂岡教廷。他想像著埃瑞克·拉德克就走在同樣的路上，等待著他的護照和通往自由的船票。
不過來到羅馬的真的是拉德克嗎？
根據胡德爾主教的檔案，拉德克於1948年來到神學院，很快又以奧托·克裡布斯的身份離開。伊萊·科恩在大馬士革發現「克裡布斯」的時候已經是1963年了。接著，根據報告，克裡布斯又移居阿根廷。這些事實暴露了一個刺眼的、而且可能無法圓說的矛盾：在路德維格·沃格爾的公案里，根據國家檔案館的資料顯示，自1946年起，沃格爾都生活在維也納，為美國佔領軍當局工作。如果這一條屬實，那麼沃格爾和拉德克就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如果那樣，又如何解釋麥克斯·克萊恩確信他曾在奧斯威辛見過沃格爾的說法呢？還有加百列在上奧地利的度假屋裡取得的那枚戒指又作何解釋呢？還有「1005，幹得漂亮，海因里希」，還有那塊手錶呢？還有「贈與埃瑞克，敬慕你的莫妮卡」呢？會不會是另一個人於1948年來到了羅馬假扮成埃瑞克·拉德克？如果是這樣，又是為什麼呢？
加百列思忖著這許許多多的問題，有一條可以追蹤的線索：費舍爾說這沒什麼可驚異的，因為克裡布斯最近移居阿根廷了。帕斯納說得對。加百列別無選擇，唯有到阿根廷去繼續搜索。
一陣蟲鳴般的摩托車嗡嗡聲敲碎了沉沉的靜寂。加百列回頭一瞥，正好瞥見車子開過轉角，轉進了茱莉亞大道。接著，它突然加速，向著他疾駛而來。加百列停下了腳步，雙手從外套口袋裡伸了出來。他需要作個決斷。是像一個普通羅馬人那樣站在原地，還是轉身疾跑？幾秒鐘後，逼人的形勢替他作了決斷一一因為頭盔遮面的騎車人已經從夾克口袋裡掏出了一把配有消音器的手槍。
加百列一頭扎進了一條窄巷子，與此同時，手槍已連續吐出了三條火舌。三發子彈射在了一座建築物的石基上。加百列矮身低頭。快步奔跑。
那摩托車速度太快，掉頭不及，於是滑過了小巷的入口，僵硬地轉了一個圈。加百列贏得了關鍵的幾秒鐘時間，在自己和襲擊者之間拉開了一段距離。他向右轉，來到一條同茱莉亞大道平行的街上，隨後突然向左。他的計畫是直奔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大街，那裡是羅馬最宏大的街道。街上一定車流不息，人行道上會有熙攘的人群。在二世大道，他就能找到藏身之所。
摩托車的轟鳴越來越響。加百列窺了一眼身後。它依然在追他，且迅速接近，快得駭人。他奮力衝刺，雙手划動著空氣，急促而粗重地喘著氣。車燈的光罩住了他。他看見自己的影子投射在路面的石頭上——那是一個雙手狂舞的瘋子。
又一輛摩托車開了進來，一個急停恰好擋在他的面前。頭盔遮面的騎車人抽出了武器。是啊，順理成章的結果——一個圈套，兩個殺手，逃命無望了。他感到自己像是靶場里的一塊靶子，正等著被一槍撂倒。
他繼續往前跑，跑進了燈光。他的雙手舉起，自己也能看得見。那是一雙變了形的緊繃的手，好像一幅印象派畫作里某個人物的手。他發覺自己在號叫。聲音從周圍建築的磚牆石灰上反射回來，在他自己的耳朵里震蕩著，如此一來他連摩托車的轟鳴也聽不到了。在他眼前閃過一幅圖像：他的母親站在一條波蘭公路旁，埃瑞克·拉德克的手槍指著她的頭。直到這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使用德語在尖叫。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