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講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對死者的虧欠。在那些所謂優等種族手裡，我們受了什麼樣殘酷的虐待，為了多活一天，我們當中有些人又做出了什麼樣的事情，這些我也不會全都講出來的。除了親身經歷過的人，沒人能真的體會那是什麼樣的狀況，我是不會再一次讓那些死者蒙羞的。我只能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情，還有那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比克瑙分營度過了兩年，整整兩年，一天不差，可以說是一個小時也不差。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曾經用過的名字是艾琳·弗蘭克爾。以下是我1945年1月所看到的，關於比克瑙死亡之旅的情況。
要想明白死亡之旅的悲慘，你必須理解此前發生的一些事情。你也聽到過別人講的故事，我要講的沒太大不同。同其他人一樣，我們坐的是火車。我們那趟車夜半時分從柏林出發。據他們說，我們是去東邊，去做工。我們相信了他們。我的父親維克多·弗蘭克爾是位畫家，他在行李中帶了一本素描簿，一些鉛筆。在此之前，他被解除了教師的職務，並被納粹宣布為「墮落分子」。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被沒收焚毀了。他還盼著到了東邊，納粹能恢複他的教師工作。
當然，車廂里不會有座位，連水和食物也沒有。我記不清旅程延續了多久。我也忘記了那期間太陽升起落下了幾次，記不得多少次駛入又駛出黑暗。沒有廁所，只有便桶——一個便桶，六十個人用。你可以想像，我們忍受的是什麼樣的環境。你也可以想像得出，那是一種怎樣無法忍受的氣味。想像一下，我們有些人經歷了把人逼瘋的待遇之後，會採取一些什麼手段。在旅程第二天，一位站在我身邊的老婦人死去了。我替她合上眼，為她祈禱。我守著我的母親漢娜·弗蘭克爾，以為她也會就這麼死去。火車尖叫著停在一座車站的時候，我們已經死了近一半的人。有人在祈禱，還有些人感謝上帝，因為他們以為總算結束了。
此前，我們在希特勒的魔爪下已經生活了十年。我們經歷了紐倫堡法案的迫害，經歷了水晶之夜 的噩夢，我們眼看著一座座猶太教堂被焚毀。儘管如此，門閂落下，車門拉開的時候，我還是沒有做好迎接眼前那一幕的準備：我看到一根高高的、尖尖的磚紅色煙囪，濃濃的黑煙從裡面噴出來。煙囪下面有一座建築，裡面閃出憤怒的、跳動的火光。空氣里彌散著一種可怕的氣味，我們分辨不出那是什麼，到今天它還在我鼻孔里回蕩。在月台上有一塊標牌——奧斯威辛。當時我就知道了，我來到了地獄。
「猶太人，出來，出來！」一個黨衛軍一鞭子抽在我大腿上，「從車裡滾出來，猶太人。」我跳上了冰雪覆蓋的月台。我站了多日，全無氣力，雙腿一彎就跌了下去。那個黨衛軍又揮起了鞭子，這一次抽在我的肩上。那種痛楚是我以前從沒遭遇過的。不過，我還是忍住了沒哭出來。我想幫著我母親下車，那個黨衛軍把我推開了。我的父親跳下月台，隨即癱倒。我母親也是一樣。和我一樣，他們被鞭子抽打著站了起來。
一些穿條紋睡衣的人擠上了火車，開始動手槍我們的行李，將東西往車下扔。我當時想，這些瘋子是些什麼人，我們就帶了這點可憐的東西，還要來搶？他們就像是瘋人院里出來的，剃光了頭，皮包骨的臉，滿嘴的牙齒都爛了。我父親轉身對黨衛軍說：「看哪，這些人在拿我們的東西。制止他們！」那個黨衛軍漠然地回答說，這不是要偷我們的東西，只是為了送去整理。一旦我們的宿舍分配好了，行李會跟著送來。我父親還向那黨衛軍道了謝。
他們用棍棒和鞭子把我們分隔開，男歸男，女歸女，又要求我們五人一隊排列整齊。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今後的兩年里，我都必須這樣，走在五人一列的隊伍里。我想法子讓自己排在了母親身邊，我想要拉住她的手。一名黨衛軍揮棒打在我胳膊上，把我們隔開了。我聽見了音樂，某個室內樂隊正在演奏舒伯特。
隊列的盡頭是一張桌子和幾名黨衛軍軍官。其中一人尤為顯眼。他有一頭黑髮，皮膚是雪花石膏的顏色。他的面孔生得英俊，還帶著悅人的微笑。他的制服熨燙得很平整，馬靴在月台的燈光下閃閃發光。他戴著手套，潔白無瑕。他用口哨吹著《藍色多瑙河》的旋律。至今，我還不由自主地聽見這聲音。後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叫門格勒，是奧斯威辛的首席醫生。誰能夠做工，誰應該立即進毒氣室，都是由門格勒決定的。右邊的生，左邊的死。
我父親走了過去。門格勒吹著口哨，瞥了他一眼，隨即和氣地說道：「請到左邊去。」
「他們保證我可以去全家人在一起的營區，」我父親說，「我妻子可以和我在一起么？」
「這是你的願望嗎？」
「是啊，當然是。」
「哪一位是你妻子？」
我父親指出了我母親。門格勒說：「你，出列，和你丈夫一道去左邊。請快一些，今晚我們時間緊迫。」
我眼看著父母跟著其他人一道去了左邊。去左邊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輕的和健康的都被分到了右邊。我往前走，面對面看著這位英俊的男人，和他纖塵不染的制服。他上下打量我，似乎很愉快的樣子，一語不髮指了指右邊。「可是我父母都去了左邊。」
那個魔鬼露出微笑。他的兩排牙齒之間露出一道縫隙：「你不多久就會和他們在一起了，不過相信我，眼下，你去右邊會比較好。」
他看起來非常善良，非常和藹。我就去了右邊。我回頭望去，想找到我的父母，然而他們被骯髒、疲憊的人群所呑沒，隨著五人一列的隊伍，安靜地走向了毒氣室。
接下兩年發生的事情，我根本沒法全盤說出來。有些事我已經忘了，還有些我是故意忘記的。比克瑙的生活遵循著無情的規律。納粹的行動緊張而高效，單調而冷酷。死亡時刻都會降臨，然而連死亡也變得麻木呆板了。
我們被剃了毛，不僅是頭髮，而是所有的地方，腋下、胳膊、腿、陰毛，都剃了。他們完全不介意剪子有沒有割到我們的皮肉。我們疼得發出尖叫，他們似乎根本沒聽見。我們每個人都被編了號，左臂黥了字，就在手肘的下面。我再也不是艾琳·弗蘭克爾了。如今我成了第三帝國的一件工具，編號為29395。他們在我們身上噴洒消毒液，他們給我們發了用粗毛線做的囚衣。我的那件聞起來有血和汗的氣味，於是我竭力不做太深的呼吸。我們的「鞋」是木頭塊做的，配上根鞋帶。我們穿著它根本沒法走路——誰能呢？他們發給我們一隻金屬的碗，還要求我們時刻拿著它。他們說如果我們把碗放錯了地方，就會立即槍斃我們。我們相信了這話。
我們被帶到了一座連豬圈都不如的營房。在那裡比我們先到的婦女早已沒了人的樣子。她們的目光空空洞洞，動作遲緩，沒精打采。我不知需要多長時間自己也會變成她們的樣子。這些「活死人」當中的一位向我指出了一張空床位。五個女孩子擠在這張上下鋪的木架床上，褥子只不過是一點點爬滿蟲子的爛稻草。我們互相作了介紹。—對姐妹，羅莎和羅吉娜。其餘的分別叫麗恩和蕾切爾。我們都從德國來，在生死篩選的坡道上，我們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那天晚上，我們組成了一個新家庭。大家手拉手一起祈禱，沒有人睡得著覺。
第二天凌晨四點我們就被叫起來了。今後的兩年里，我每天都必須四點鐘醒過來，除非有時候他們半夜命令我們出來突擊點名，那樣的話我們就會站在冰冷的空地上一直到天亮。我們被編成了一個個「突擊隊」，送到外面做工。大多數的日子裡，我們會去周圍的農村，鏟沙子，篩沙子，為集中營的建築工地準備材料，還有時候我們得修路、運石頭。我每天都在挨打：棒打，鞭子抽，腳踢肋骨：挨打的由頭可能是我掉了一塊石頭，或是扶著鏟子柄休息太長時間了。這兩個冬季寒冷徹骨，他們沒有發給我們額外的冬衣，即使在戶外工作也沒有。夏天是酷暑，我們都得了瘧疾。那些蚊子對日耳曼「主子」和猶大奴隸一視同仁。連門格勒也得了瘧疾。
他們給的食物根本不夠我們活著，這樣一來我們長期處在飢餓狀態，同時還能為第三帝國奉獻僅有的體力。我絕經了，乳房也癟了。來到比克瑙沒多久，我看起來也和那些「活死人」沒什麼兩樣了。早餐，我們領到的是一種灰顏色的水，他們管它叫「茶」。午飯是腐臭的湯，我們得在工作的地方就地解決。有時候，也許會有一小塊肉。有些女孩子不肯吃，因為那看起來不合猶太教的潔凈教條。在奧斯威辛的比克瑙分營，我自己是不顧什麼宗教教規了。死亡集中營里沒有上帝，而且我也惱恨上帝拋棄了我們，讓我們沉淪在命運里。如果我碗里有肉，我就吃了它。晚飯，他們給我們發麵包。與其說是麵包，不如說是木屑。我們學會了晚上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第二天早上。這樣我們在跋涉著去工地之前胃裡可以有點東西。如果你幹活的時候癱倒了，他們就會揍你。如果你爬不起來，他們會把你扔到板車上，送你去毒氣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