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擁有一整套高貴光鮮的行頭裝飾，然而它的宗旨卻無藥可救。它的所在地是一座兩層的倉庫式建築，位於第二十行政區，又老又破，熏黑的窗戶俯瞰著一道鐵路。工作區是敞開式的，空間共享，暖氣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加百列第二天早上來到這個地方，發現大部分年輕的工作者都穿著厚毛衣，帶著毛線帽。
雷娜特·霍夫曼是這個團隊的法律總監。早上動身之前，加百列已經以葛迪恩·阿戈夫的身份給她打過電話，對她說了前一天晚上與麥克斯·克萊恩會晤的事情。雷娜特匆忙答應與他會面，然後就掛斷了，似乎是不想在電話里討論這件事。
她有一個隔間充作辦公室。加百列受邀進來的時候，她正在打電話。她用一支鉛筆的筆尖指了指一張空椅子，示意他坐下。片刻後，她結束了電話，站起來向他打招呼。她個子很高，衣著比其他員工都更為考究：黑色的毛衣和裙子，黑襪，黑色平底鞋。她的頭髮是亞麻色的，長未及肩，她的肩膀又方又闊。頭髮從兩邊分開，自然地下垂，遮在面前，於是她一邊用右手同加百列堅定地握了手，一邊伸左手撥開礙事的發綹。她的手指上沒有戴戒指，顏色動人的臉上也沒有施用任何化妝品，身上除了散發出煙味以外，也沒有香水味。加百列猜想，她應該還不到三十五歲。
他們再次坐下來，她問了一連串突兀的、律師做派的問題：你認識伊萊·拉馮多久了？你怎麼找到麥克斯·克萊恩的？他對你說了多少？你什麼時候到達維也納的？你都和誰會過面？你同奧地利當局討論過此事嗎？同以色列大使館的官員呢？加百列感覺自己有點像庭審時的被告，不過他還是儘可能禮貌地據實作答。
雷娜特·霍夫曼「審訊」完畢，又懷疑地打量了他一陣。接著她突然站起身，將一件灰色大衣披上了寬闊的肩頭。
「咱們去走走吧。」
加百列看了看熏黑的窗戶，發現外面正下著雨夾雪。雷娜特·霍夫曼將一些文件塞進皮包，一甩手將包搭在了肩上。「相信我，」她說，似乎感覺到了他的懷疑，「走走會更有益的。」
雷娜特·霍夫曼走在奧加敦公園冰封的步道上，一邊向加百列解釋了她是如何成為伊萊·拉馮在維也納最重要的資源的。從維也納大學畢業時，她是班裡最拔尖的學生。後來她就職於奧地利國家公訴人辦公室，出色地工作了七年。五年前，她辭職了，對朋友和同事說她一直渴望做個自由從業者。其實，她是下了決心，再也不能為這樣的政府工作了，因為它只會考慮國家和有權勢者的利益，而不是想著如何維護正義。
促使她下決心的，是惠勒的案子。惠勒是個聯邦警察的偵探，最喜歡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有位奈及利亞難民就是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羈押所。雷娜特·霍夫曼打算起訴他，因為這個奈及利亞人生前受過捆綁，口中被塞過東西，還有證據證明他曾反覆遭受拷打併窒息。她的上級卻有意袒護惠勒，並把這個案子銷了。
雷娜特對於體制內的抗爭感到厭倦了，於是她決定從外部展開攻勢。她開了一家小小的律師行，只為維持生計，卻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貢獻給了「改善奧地利政黨聯盟」——這是一個改革者的團體，旨在振奮國人，避免奧地利陷入政治失憶，忘卻納粹主義的教訓。同時，她還同戰爭索賠處的伊萊·拉馮結成了默契的聯盟。雷娜特·霍夫曼在關聯體系內部依然有不少朋友，都是些真能幫得上忙的朋友。這些朋友能讓她接觸到重要的政府文檔，而這些又恰是拉馮得不到的。
「為何這麼神秘？」加百列問道，「為何不願意在電話里說？這麼糟糕的天氣為何還要在公園裡走這麼長的路？」
「因為這是在奧地利，阿戈夫先生。很明顯，我們的工作在奧地利社會的許多人群眼裡是不受歡迎的，就像以前伊萊的工作也不受歡迎。」她發覺自己說了「以前」，自覺並不妥當，立即說了抱歉，又道，「這個國家的極右派不喜歡我們，他們在警察和安全部門中有不小的勢力。」
她伸手抹去一張公園長椅上的冰雪碎屑，他倆都坐了下來。「伊萊大約兩個月前找到我。他對我說了克萊恩的事情，還講了中央咖啡館裡的那個男人：沃格爾先生。我不大相信，不過為了幫伊萊一個忙，我答應至少去查查看。」
「你發現了什麼？」
「他名叫路德維格·沃格爾，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公司的名字叫多瑙河谷貿易和投資集團，成立於六十年代初。當時的奧地利剛剛脫離戰後被佔領的狀態。他做的生意就是引進外國產品，為願意來這裡投資的外國企業提供本地服務，尤其是針對美國和德國公司。七十年代奧地利的經濟起飛，沃格爾恰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條件。他的公司為數以百計的項目提供了風險資本。目前，在奧地利許多最盈利的公司里，他都擁有比例可觀的股份。」
「他有多大年紀？」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奧地利的一個小村鎮里，隨後在當地一座天主教堂里受了洗。他的父親是位普通的勞工，顯然當時他的家庭非常貧窮。路德維格十二歲的時候他的一個弟弟死於肺炎。兩年後他的母親死於猩紅熱。」
「1925年？那麼1942年的時候他只有十七歲，黨衛軍突擊隊大隊長絕不會這麼年輕吧。」
「不錯。根據我掌握的資料，他在戰爭期間並不在黨衛軍中。」
「什麼樣的資料？」
她壓低了聲音，同時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兒和她呼出的氣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時候會調閱一些奧地利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我至今在裡邊還有聯絡人，都是些在適當條件下樂意幫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線人通了電話，他很熱心地複印了路德維格·沃格爾在一支國防軍服役時的檔案。」
「國防軍？」
她點點頭：「根據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沃格爾於1944年應徵入伍，當時他十九歲，隨後被派往德國去保衛第三帝國了。他在柏林戰役中同俄國人打過仗，而且僥倖活下來了。在戰爭的最後時刻，他逃到了西線，向美國人投降。他在柏林南邊的一處美軍拘押所服過刑，後來成功脫逃，回到了奧地利。他是從美軍那裡逃出來的，這一點卻沒給他帶來任何麻煩，因為從1946年起，直到1955年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為止，沃格爾一直是美軍佔領當局的非軍事僱員。」
加百列目光銳利地審視著她：「美國當局？他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他從總部的一個文員做起，最後成了美方和奧地利新建政府之間的聯絡官員。」
「婚否？有子女嗎？」
她搖搖頭：「一輩子單身。」
「他遇到過什麼麻煩嗎？比如財務方面的異常、民事訴訟，或者其他？」
「他的底子異常乾淨。我在聯邦警署還有一個明友。我請他調查過沃格爾，他一無所獲，這倒是件不尋常的事。你想，每一個有些聲望的奧地利人都會在警察那兒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維格·沃格爾沒有。」
「你對他的政治立場有何了解？」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長時間，仔細查看了四周，這才答道：「我向線人問了同樣的問題。這幾位聯絡人都在維也納比較激進大膽的報紙和雜誌社裡就職，他們是決不會同政府沆瀣一氣的。最後發現路德維格·沃格爾是奧地利國民黨的主要財政支持者。事實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競選經費的源頭。」她停頓了一陣子，點上了一支煙，她的手凍得發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關注我們這裡的大選，不過只要今後三周內沒有戲劇性的變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為奧地利下一屆的總理了。」
加百列靜靜地坐著，消化著剛剛聽來的訊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煙，隨即將香煙丟進了污濁的雪堆里。
「你剛才問我為什麼這種天氣還要出來散步，阿戈夫先生。現在你知道為什麼了。」
她毫無徵兆地突然站起來，邁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來，跟著她。你得穩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後情節也容易引人聯想，不過這一切都沒有佐證，更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鐵證。根據國家檔案館的檔案，路德維格·沃格爾絕不可能是麥克斯·克萊恩所說的那個大隊長。
「有沒有可能沃格爾知道伊萊正在調查他的過去？」
「我考慮過這一點，」雷娜特·霍夫曼說，「我猜想國家檔案館或是聯邦警察把我在調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維格·沃格爾就是麥克斯·克萊恩在奧斯威辛看到的那個人，距離犯罪時間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現在能把他怎麼樣呢？」
「在奧地利？沒什麼大不了的。在處理戰犯的問題上奧地利的歷史記錄乏善可陳。我的看法是，這裡其實已經成了納粹戰犯的避難所。你有沒有聽說過海因里希·格羅斯醫生？」
加百列搖搖頭。海因里希·格羅斯，她說，是位醫生，就職於斯珀格朗地的一家專治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