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舍伍德藝術館偶爾資可抵債，其店面曾經開在倫敦上流社會住宅區梅費爾的黃金地段——新邦德街，這裡代表著新潮與時尚，因此業內人士提起它時喜歡稱呼其法語名，以示調侃。後來倫敦零售業開始復興，新邦德街成了蒂芙尼、古馳、范思哲、御木本這類高端時尚品牌的天下。朱利安·伊舍伍德和其他專門經營博物館級偉大畫作的藝術商人便被「流放」到市中心的聖詹姆斯。因此，伊舍伍德喜歡自嘲為「被流放的新邦德街人」。他最終找了間破敗不堪的維多利亞式倉庫，將畫廊搬了過來，倉庫位於一個叫做梅森場的方形庭院，這裡比較安靜。畫廊挨著一個小型希臘航運公司的倫敦辦事處和一家酒吧，光顧酒吧的都是些俏麗的辦公室女郎，她們總是騎著小型摩托車過來。
聖詹姆斯的村民很排外，喜歡在背地裡說人閑話。在這幫人眼中，伊舍伍德藝術館成了一座好戲連連的劇場。這裡既有扣人心弦的意外轉折，又有命懸一線的緊張情節；既上演著歡樂昂揚的喜劇，又上演著沉痛哀婉的悲劇；既有令人驚嘆的高潮，又有深不見底的低潮。之所以會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店主的性格造成的。伊舍伍德有一個對藝術商人來說幾乎致命的缺點，並深受其苦：比起賣畫，他更喜歡藏畫。每次看著客人從陳列室的牆壁上取走一幅他精心收藏的畫作，伊舍伍德便陷入深深的沮喪之中難以自拔。正因為賣掉一幅畫便要遭這樣的罪，他的存貨清單已經慘不忍睹，上面全是業界親切稱之為「壓倉貨」的積壓商品。這些畫沒有哪個買家能以公平的價格入手。它們是賣不出去的畫，是伊舍伍德不肯放下的沉重包袱。「沉重的包袱」正是杜克街那幫人喜歡掛在嘴邊的戲謔字眼，他們彈冠相慶，為此舉杯。如果有人問伊舍伍德，為什麼他那敏銳的商業頭腦竟會在這裡不起作用，他可能會提起自己的父親——儘管他跟別人約法三章，讓他們永遠也不要提起這個人，想也不要想。
現在，他發達了，翻盤了，面露紅光，腰纏萬貫。準確說來，他的資產已達一百萬英鎊，這筆錢穩穩妥妥地存在他巴克萊銀行的賬戶里。伊舍伍德之所以如此春風得意，完全歸功於威尼斯畫家弗朗西斯科·韋切利奧的一幅畫作，以及那位看上去總是鬱鬱寡歡的畫作修復師。他此刻正穿過梅森場潮濕的磚瓦向前走來。
伊舍伍德取出一台蘋果機。他英語說得很流利，平日里又是一副本分的英國人打扮，所以很難看出他其實根本不是英國人——至少從嚴格意義上講，他不是。雖然有英國國籍和護照，他其實是在德國出生，在法國長大，信奉猶太教。很少有人知道，他現在的姓只不過是在原姓的基礎上稍微變了下讀音。更鮮為人知的是，他這些年來一直在為一個總部設在特拉維夫的秘密組織服務，跟他接頭的是一個生著子彈型腦袋的紳士。魯道夫·海勒是這位紳士來畫廊見伊舍伍德時用的名字，這是個假名，正如他身上那套藍色西服和舉手投足之間表現出來的紳士作風一般，都是偽裝。他的真名叫阿里·沙姆龍。
「人在一生中會作出各種各樣的選擇，對不對？」沙姆龍在拉伊舍伍德入伙時這麼說，「一個人不會背叛他生活的國家、學校和團隊，但是他得為自己的親人和民族著想，以免世界上再出現一個奧地利瘋子或者巴格達屠夫，將我們所有人都置於死地。你說是不是，朱利安？」
「我聽著呢，海勒先生。」
「我們不會給你一分錢的酬勞，你的名字也永遠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文件上。其實你只需要時不時幫我幾個忙，幫我給一位非常特殊的特工做一些非常具體的事情。」
「那太厲害了，簡直妙極了，我該在哪裡簽約呢？要幫什麼樣的忙？不會是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吧？」
「比方說假如我要派他去布拉格、奧斯陸或者柏林——噢，希望不會是柏林，上帝保佑——我希望你能幫他在當地找一份正當的工作，像繪畫修復師、鑒定師、藝術顧問之類的。看他需要在那裡待多久，就找個能讓他待那麼久又不致引起懷疑的工作。」
「沒問題，海勒先生。順便問一下，您那位特工有名字嗎？」
他應該有很多名字，此時此刻伊舍伍德這麼想著，一邊看著沙姆龍派來的特工穿過方形大院向自己的畫廊走來。他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其工作的秘密性質從他下意識的動作當中就可見一斑。他悄悄溜過杜克街通往這邊的小巷，不時越過肩膀瞥一眼身後，看看有沒有人在跟蹤。雖然天上一直在下雨，他在老院子里轉了一圈還嫌不夠，又轉了一圈，確認萬無一失後，才朝著畫廊緊閉的門走了過來，按響了伊舍伍德的門鈴。可憐的加百列，他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高手，卻不能幹脆徑直地走向目的地。為什麼呢？自從老婆孩子在維也納出事後，他就變成了這樣……沒有一個男人能在經歷過這種打擊之後一如從前。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個頭比較中等。他那平穩的步伐就像助推器一樣毫不費力地將他推到杜克街對面的格林餐廳，伊舍伍德在那裡訂了個桌位，兩個人共進午餐。他們剛坐下，加百列的眼睛就像探照燈一般掃視著整間屋子。他的雙眼狀似杏仁，呈現出不自然的綠色，眼神非常敏銳。他的顴骨寬大而方正，嘴唇暗紅，鼻子很尖，像木刻的一般。這是一張歲月無法侵蝕的臉，伊舍伍德想。它比較類似於一本男士高級時尚雜誌的封面照片，或者倫勃朗筆下的一幅冷峻肖像。這樣的面龐對加百列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職業資產。
伊舍伍德點了菠菜魚柳卷和桑塞爾白葡萄酒。加百列則要了紅茶和一碗清燉肉湯，他這副樣子讓伊舍伍德不由得聯想起一位東正教隱士，這位隱士平日里只靠腐臭的羊乳酪和硬邦邦的大餅充饑。加百列也過著修士一般的生活，只不過他還沒有進修道院，而是生活在一座舒適的小別墅里，它位於康沃爾的一處偏遠潮灘。伊舍伍德從沒見他享用過一頓豪華的盛宴，也沒見他笑過，更沒見他垂涎過女子性感的豐臀。他絲毫沒有物慾，身邊只有兩件玩物——一台名爵舊車和一艘雙桅木船。它們都被他親手修復得完好如初。他時常帶著一台小型便攜CD機聽歌劇，CD機的機身油漆剝落，慘不忍睹。加百列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裝備上，他那小別墅里的高科技玩意兒甚至比泰特美術館藝術品修復部里的還要多。
距他們第一次見面已經過了二十五年，加百列幾乎一點也沒變，只不過他那警惕的雙眼周圍多了幾道皺紋，細瘦的身軀上多長了幾磅肉。第一次見面那天，他看起來也就比小男孩成熟一點，安靜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即便在那個時候，他的頭髮里都夾雜著幾根銀絲，彷彿訴說著小小年紀便肩挑重任的艱辛。「朱利安·伊舍伍德，過來見見加百列，」沙姆龍說，「我跟你打包票，加百列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加百列的確很有才華，只不過這位男青年的身世當中頗有幾處語焉不詳的地方。他從耶路撒冷的一流學府貝扎雷藝術設計學院畢業後，曾經有三年時間去向不明，後來又出現在威尼斯，成了藝術品修復大師翁貝托·孔蒂的門生。對此，沙姆龍只是簡單地說了句「加百列在歐洲旅行了一段時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談到加百列的歐洲之行。朱利安·伊舍伍德沒有提起過他的父親，加百列也沒有提起過自己在1972年至1975年這段時間，為魯道夫·海勒，也就是阿里·沙姆龍做過什麼。伊舍伍德私下裡將這三年稱為「失蹤的三年」。
伊舍伍德從胸前的口袋裡掏出一張支票：「這是上次賣掉韋切利奧的畫應該分給你的那部分錢，一共十萬英鎊。」
加百列順手接過支票，放進了口袋。他有著魔術師一般靈活的雙手和魔術師一般製造假象的能力，一瞬間就把支票變沒了。
「你的那份是多少？」
「我會告訴你的，但你得先保證不會跟那幫該死的禿鷹透露一個字。」伊舍伍德說著，比划了個手勢，指了指周圍所有的食客。
加百列什麼也沒說，伊舍伍德將他的沉默視為永不開口的血誓。
「一百萬。」
「美元？」
「英鎊，當然是英鎊，怎麼可能是美元。」
「買主是誰？」
「美國中西部一家畫廊，非常好的買家。這幅畫在那裡肯定會受到優待的，我敢保證。你能想像得到嗎？這幅畫是我花一萬六千英鎊在赫爾的一家滿是灰塵的畫廊里買的，當時我直覺認為這可能是威尼斯聖薩爾瓦多教堂里那幅遺失多年的祭壇畫。這純粹就是個直覺，結果竟然對了！這種中頭獎的事情在職業生涯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幸運的話或許還會再碰到一次。乾杯。」
他們互相干杯，高腳杯和骨瓷茶杯碰在一起。這時，一個胖墩墩的男人突然氣喘吁吁地出現在桌邊。他滿臉通紅，這與他身上那件粉紅色的襯衫倒是相映成趣。
「朱利！」他叫道。
「你好啊，奧利弗。」
「杜克街上有傳言說，你那幅韋切利奧的畫賣了一百萬英鎊的好價錢。」
「媽的，你哪來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