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乍暖還寒。
谷饒鎮傳出爆炸性消息：「張圭奚被抓了！」
消息像一聲落地的驚雷，迅速向四周擴散。先是桂光集團的員工，再是谷饒鎮，接著是整個潮陽市……儘管鄉間鄰里有人料到他一定會被抓，但還是感到驚訝。因為對谷饒鎮來說，張圭奚實在太重要了！張圭奚的桂光集團養活了鎮里鎮外的3000多口子，他還為鎮里修了一條水泥馬路，他和桂光集團的存在使谷饒聞名潮汕……
2001年3月，正當張圭奚準備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到北京出席會議之時，「807」工作組對他的調查取證工作已經完成。
在「807」案件中，張圭奚案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他屬於二次偷騙稅，而且數額驚人。
1998年，稅務總局檢查組對桂光集團進行檢查，查出其下屬7家企業讓別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發票10億元，稅額1.7億元。對此，張圭奚沉痛地向檢查組檢討，說全是他疏忽之過，被手下兩個採購員蒙蔽了。
張圭奚敢這樣大膽妄為，絕非出於偶然。他上一次偷騙稅的數額巨大，但他依靠頭上的耀眼的光環和複雜而牢靠的關係網，最後順利過關。於是，他膽子越來越大，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行越遠。
出生於1955年的張圭奚為谷饒鎮上堡村人，1989年，創辦名為上堡制衣廠的小企業；1994年，組建潮陽桂光集團有限公司；1995年，他的企業名前被冠以「中國」二字；1998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桂光集團聲名顯赫。該集團投資達2.5億元，生產設備2300多台套，員工近3000人。集團公司連續多年被潮陽市、汕頭市和廣東省政府評為「先進鄉鎮企業」、「最佳經濟效益鄉鎮企業」和「廣東省模範納稅戶」。
與其他鄉鎮企業家一樣，張圭奚也走過一段曲折的發展歷程，他在汕頭看守所接受我們採訪時，講述了他是如何從一個窮孩子成為企業家的坎坷經歷：
小時候，我家裡生活特別困難。我有3個弟弟3個妹妹，我母親經常生病，家裡窮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13歲的時候，父親偷偷帶我去做點小本生意。我當時正在讀書，可以說邊讀書邊做生意。我賣過大米，甚至還養過馬匹，把生產隊的馬拉回來養，為的是漚肥多掙些工分。到十四五歲的時候，家裡更困難了，我父親咬牙賣掉了自己的口糧，買來一些雞仔回來養。雞需要飼料，我們全家含辛茹苦省下口糧換來麩糠菜葉餵雞，哪知道，等肥雞快長成的時候卻遭了雞瘟，一大片肥雞死光了，賠得血本無歸。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父親和我想起了搞木材生意。這時已是70年代，我們這裡一些印尼的華僑回來安家，需要建一些平房，我們就從過去的老房子上拆一些木料賣給他們，然後換一點口糧維持生活。那些華僑回來蓋房子時，我父親也去幫他們建房子，為的就是中午去吃一頓飽飯。有時候我放學回來了，我父親就故意讓我替他幹活，父親借故走開，為的是讓我吃這頓飯。那時候我正上高中，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一頓飽飯的意義可大了。但是，這個伎倆很快就被人發現了，一些人就取笑我，見我一來，他們就故意高聲說：看，誰的兒子又來了。或者說，看白吃飯的人又來了……我當時臊得恨不得鑽到地底下。但是，因為肚子餓得實在不行，再沒臉也得把肚子填飽，只得紅著臉伸手接飯吃。
家裡這樣困難，父親還供我讀書。我學習成績不錯，數學更好，在我們班是前一二名。高中畢業那年，我19歲。這一年，我母親生病吐血不止，不久就去世了。我已經高中畢業，這在農村已經夠用了。我那時就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干出個樣子讓人看看。
我仍舊搞木材生意，因為搞木材生意我比較熟悉。主要還是拆舊房子，把舊木料拆下來，賣給別人，賺一點點錢。後來，周邊的舊房子沒有了，我就到外地去，甚至去貴州、雲南等地。那時剛剛改革開放不久，南方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鬆動，我就去把那裡的舊木材一車一車拉下來，重新整理後再賣給別人。那時我的生意已經開始做大了。1977年我結婚，這時我已經存下了3000元錢，而且也建了一棟平房，這在農村已經了不起了，別人已經開始刮目相看了。但我繼續努力下去，逐漸擴大經營範圍，我在那邊租了10畝地，放置那些舊木材。這個時候，整箇舊木材的生意都不錯，我就趁熱打鐵，一直干到1985年、1986年，直到舊木材全部都收購沒了，我就又搞新木材生意，還到貴州、雲南、廣西等山區放木排，然後在廣州這邊搞批發，與一些香港老闆做買賣。那是一段異常艱苦的日子，烈日暴晒，蚊叮蟲咬，寒風刺骨，涼雨澆心，但每天看到順江而下的木排，心裡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收穫感和成就感。我雖然是個生意人，但我能從大量的木材需求上感受到國家的巨大變化，而我也為這種變化感到鼓舞。
這個時候，我已在潮汕地區小有名氣了。那時市場經濟開始復甦，我是第一批在經濟大潮里游泳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成功的木材商，我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
到了1989年的時候，農村的住房模式開始發生變化，人們已不滿足那種平面的功能不全的平房、四合院，而開始興建樓房了。樓房的主體結構是鋼筋水泥，對木材的需求就相應減少，木材生意便不好做了。
可是，我已經有了3600萬左右的資金，算是完成了我的原始積累。
後來我開始搞服裝貿易。1991年底，我就和香港的恒生公司直接談生意了。從1991年到1995年，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發展勢頭十分迅猛。1992年，我就重新建了2萬平方米的廠房，有工人1000多人；到1995年，我的企業已經在汕頭地區名列前茅了……
生意做大後，張圭奚漸漸變了。
潮陽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說，張圭奚老闆當大之後，人變得很傲氣，特別是當了全國人大代表後，作為潮陽市人大代表的他卻很少來潮陽市參加會議。
我們在汕頭市檢察院採訪時，一位檢察官說，張圭奚的架子很大，我們的檢察長過去要見一見他都很費勁。
我們在谷饒看到，過去紅得發紫的桂光集團，已經人去樓空，繁華不再。
桂光集團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為太急功近利，太無視法律，從而導致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張圭奚一開始搞企業時還是一個很本分很有點子也很勤勞的人，在別人還按部就班固守成規時，他已經不甘寂寞遠走他鄉投入商海了。上堡村村民反映，張圭奚剛開始辦企業時很能實幹，企業效益也不錯。但後來，張圭奚逐漸把精力放在經營關係網經營政治資本上，把企業交給他家族的人打理。他勾兌各種關係敢花大錢，這在潮陽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一位鎮幹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桂光集團號稱旗下有十大工廠、十大公司，其實真正屬於張圭奚本人的只有桂光制衣廠，其餘都是他家族中其他人和親戚的。他的企業以『中國』冠名名不副實，泡沫成分很大。至於他是如何打通關節，外人不得而知。反正，張圭奚長年不在廠里，都在外面跑。」
張圭奚善於跑關係的事，工作組的人都很清楚。張圭奚第一次偷稅被查後，他就飛到了北京。他想用社會上流行的送禮說情走後門的辦法把這事擺平。要說北京天子腳下侯門似海，要想打聽哪個官員的下落，猶如大海撈針，但張圭奚們不怕。東詢問西打聽，不但能知道你住哪院哪樓哪門哪號，而且還能知道你的脾氣稟性有啥嗜好祖籍何方。對張圭奚來說，要想知道韓秋家一點不難，但人家韓秋家裡根本不接待跑關係的客人。別說家裡，就是辦公室也不接待，就是你在飯店設宴也不賞光。這難不倒張圭奚。如果遇到這點事就退縮了，哪能幹出今天這樣的大事業？一天，韓秋出總局辦事。一出門，張圭奚突然神秘地出現在身邊，硬是把韓秋給堵住了。有道是官家不打笑臉客，有道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家是全國人大代表，聲名赫赫，如今竟屈尊如此，韓秋也不好太駁面子，只得悉聽尊便。那張圭奚另備好酒席，專門為韓秋「彙報工作」。席間彼此都心照不宣，韓秋早有應對之法，待張圭奚說到正題，韓秋就順水推舟，說處理決定豈是她能做主的？她人微言輕，不敢造次，還是找一找領導吧。張圭奚無奈，只得怏怏而回。吃過飯，韓秋回到局裡，把張圭奚的事向稽查局長作了彙報。說到張圭奚，稽查局長拿起一張名片遞給韓秋說，你看是不是這個人，他已經來過我這裡了。
在當地，張圭奚更是如魚得水。在接受專案組調查期間，他向專案組長路明說了一個打通關節中的「故事」。張圭奚說：「在我們那兒，走正道沒法生存，因為各個環節你都得打點，走正道你就沒有打點的錢。中秋節的時候，我突然想起還沒給市裡的一位領導送錢，於是，立即給這位領導打電話，說過節了，去看看您，順便給您送點茶水錢。到了約定的某飯店，這位領導從包廂里出來。我將裝有20萬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