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韋文被帶走調查後，曾寫了一封信給家人及工作組辦案人員，及其《 我的悔過書 》，洋洋萬言，發人深思。
2000年12月30日，廣東省紀委執法檢查室主任黃育強將此信轉給「807」工作組領導，黃育強在報告中寫道：
丁韋文的《 我的悔過書 》及他寫給家人、工作組的信，較真實地反映了他的「人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的「心態」，很具教育價值。建議上報黨中央、國務院。如加一按語轉縣處以上領導幹部一閱，以此為鑒，也許比開幾次會進行教育還要管用。
請酌！
黃育強
2000年12月30日
呂華等工作組領導同志按照黃育強的建議，將丁韋文的《 我的悔過書 》上報給了國務院、中紀委領導同志。
現將此文錄後示眾。
我的悔過書
我深深地悔過，儘管我知道為時已晚。
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從一個年輕有為的青年幹部走到罪惡的深淵。我深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罪惡大到了法律不容寬恕的地步，再坦白也是死路一條。在我的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坦白以求得一死，一是狡賴以求僥倖。強烈的求生慾望曾驅使我想撈根救命稻草，想抱僥倖心理再下一次罪惡的賭注。但我還是堅決選擇了前一條道路，因為第二條道路是一次勝率極低而賠率最高的賭注。勝了，可以求得生還，這對我來說是高於我自己的一切的機會。敗了，卻不但自己無法獲生還，而且我的親人要受禍災，我的摯友要受連累，我的領導要受麻煩，專案組的同志要多花一些心血。我不願意讓我的親人因窩贓、假證而犯共同犯之罪，我不願讓我的摯友為我犯窩贓洗錢之罪，我也不願讓關心我的、信任我的領導、同志們為我開脫說情而背上失察、失職之名。我曾是一個好黨員、好乾部、好人，但我已成了一個壞黨員、壞幹部、壞人，就讓我在人生的終點再做一次誠實的好人吧，我只是被停職，還沒有完成開除黨籍和公職的程序，就讓我再履行一次黨員、幹部的責任吧！
普寧可謂人傑地靈，乘改革開放之春風，自80年代中期起步，經濟和社會發展神速。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人的素質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速度，各種矛盾和問題一有時機就會全面暴露，釀成大亂。
自90年代開始，普寧的涉毒、涉槍等刑事案件，假冒偽劣、計畫生育等問題就相繼發生。1996年5月，我到普寧任職後，一開始，確是努力，拚命工作，做了一點點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由於我缺乏艱苦環境的磨練，一直在順境中前進，由於後期缺乏應有的理論學習，忽視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工作中一受點挫折，就悲觀、消極、被動，特別是己之不正，無法正人，無法統領全局，沒有確實地負起一個市委主要領導應盡的職責，團結帶領黨政班子和全市幹部群眾調查研究，及時決策部署，認真抓好督促查辦，努力開創普寧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紙上談兵、形式主義、迎來送往、被動應付，甚至在生活上燈迷酒醉。當問題出現了，不了解、不深入、不部署，甚至放任自流，任其膨脹發展，致使普寧市出現了如此嚴重的問題：社會治安問題、計生問題，特別是騙取出口退稅等嚴重問題，各種矛盾集中暴露，使普寧、使國家蒙受如此慘重的損失。對此，我作為主持普寧市委三年十個月的全面工作的書記，應負重大的、主要的責任，應負失職之過、瀆職之罪！
我走上犯罪道路有著深刻複雜的原因，既有個人主觀上的原因，也有極其複雜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但起著關鍵性作用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沒有得到不斷的、很好的改造，在走上了領導崗位以後，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和誘惑。在我的機能抵抗力較弱時，腐朽沒落的東西趁虛而入，自己又沒有適時調節，及時就醫吃藥，最終發展到病入膏肓、無葯可治。
每一個人首先是一個有七情六慾、動物性齊備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生來就有各種生理上的需要。隨著年齡的增長，生理的需要從內涵到外延都不斷地得到擴充。這種「原我」的需要是較難控制的，一旦意志力衰退時，便會呈惡性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可是，人是一種高級動物，他不同於一般動物的是：由一個又一個的人的群體，組成了社會，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要遵守所在社會的法律法規、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如果超越了道德規範，就要受社會公眾的譴責；如果違反了行為準則，就要受社會的處罰；而如果觸犯了法律法規，則要受到國家的制裁。因而，人在此階段是屬於「自我」的階段，他是一個社會的人，他為了不遭到譴責、不遭到處罰、不遭到制裁，一般來說，都會循規蹈矩的。而且，一些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還會時時處處事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捨棄自己的幸福而換得大眾的歡樂，甚至捨棄自己的生命去換得大眾的安寧。這些人已可以說是達到了「超我」的階段。儘管這些人比例不高，但不少黨的優秀幹部如孔繁森、焦裕祿、吳金印等，就是這些人中的代表。但是，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往往此起彼落，凡社會控制力、制度規範力、道德約束力稍為不強、稍有漏洞時，或者當一個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夠的時候，社會人 —— 「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淪為自然人 —— 「原我」。人的獸慾佔了上風，這個人就變壞或淪為罪人！
孩提和青年時代的我，不斷在「原我」中實現了「自我」，入黨、參加工作後，我拚命地以英模人物為榜樣，不斷激勵自己逐步邁向超越自我的階段。可惜近年來，由於我個人在誘惑對象增多、誘惑力度增強的形勢下，沒有相應地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增強自身的抵抗力。終於逐漸地從「自我」又回到了「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樂，已成了獸性十足的動物！
隨著地位的上升，我不是把它看成是責任的加重，而更多的是把它看成是利祿的增加。我常常思想過把我的非法收入都退回、上繳，但我又總是無此勇氣，存有僥倖。我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追求太高的享受，但又總是跟別的幹部攀比。比如用車的問題，本人乘坐的是三菱牌V6吉普車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可當看到別的同級領導甚至下級幹部乘坐的是豐田牌V8 — 4700型吉普車時，只是懾於明文的規定、懼於明擺的違規而作罷，但心理總是不平衡。又比如我接待客人有一段時間在機關食堂用餐，也基本上喝普寧產的青稞酒，可當看到別的幹部都上金葉酒店用餐、上高檔洋酒時，自己就產生了心理上的新的不平衡，也跟著大家而後退。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主要領導幹部，忘記了自己還肩負著帶領大家前進的重任而決不可隨大流、逐世俗。這樣一來，不但成了尾巴，而且助長了壞的風氣。
我喜歡錶現自己，卡拉OK這種娛樂形式恰好應我而生。從在揭陽市委宣傳部時，我便經常出入歌舞廳。我美其名曰：「檢查了解社會文化市場情況。」而社會營業性的娛樂這東西是一種慢性的「鴉片」，它讓你沾上後老覺得離不開它，對它產生了極強的依賴性。久而久之，我也沾上了「毒癮」。剛到普寧後，我「戒」了些時間，但由於自身的緣故，在參加一些場合的活動，接受了部下的安排，在新的誘惑下，我又「復吸」這種「鴉片」，「毒癮」發作的時間逐步縮短。又因為有了金錢的支持而最終幹上了道德敗壞之事。
普寧市經濟活躍，社會複雜，管理難度很大。我一介書生，從校門到校門，進機關的時間不長，又長期搞理論宣傳工作，沒有或甚少接觸過經濟部門和企業，不懂得具體的經濟運作，和行政運作，我更沒有經歷艱苦複雜環境的磨練，黨性不強作風不純。我又是單槍匹馬沒有帶著任何幹部到普寧，基層的情況、普寧的幹部隊伍和社會關係網十分錯綜複雜，加上班子的主要領導間又產生了嚴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能認真學習、深入調研、及時決策、加強督察，還是能夠發現和解決不少的問題的；假如我不隨波逐流，不收受賄賂，能以自己之正，去正他人，也還是能夠集合班子成員的正氣和力量，去帶領全市幹部群眾走最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去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去維護普寧社會的穩定，去實現新的跨越的。可惜因為我的緣故，因為我從1997年中期以後工作消極、被動應付、忙於迎來送往，甚至迷於歌舞娛樂，把自己的精力相當多的部分浪費在應酬和自己的個人生活之中，再加上自己原本就政治洞察力不強、工作水平不高、工作魄力不大，使問題和矛盾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惡性膨脹，無法控制，最終就如火山爆發，全面暴露，使普寧的事業、國家的事業蒙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我，作為一名市委書記，對此起著主導的、關鍵的作用。對於普寧出現的問題，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負有嚴重的失職之過和瀆職之罪！
以前，我總愛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