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出身於一個紅色高幹家庭。其父任泉生擔任過商業部副部長，母親在文革後期主管北京副食、煙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想當年，任志強的家位於西城區的平房區，是一個獨立的院子，紅漆大門，車能開進去。房子的外表很普通，但裡面的裝修是西式的，鋪著木地板，安有暖氣。
這樣的家庭出身賦予任志強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或許正是這種優越感，養成了他倔強、惟我獨尊、桀驁不馴的個性，當然，也包括他的直率、敢說真話。我們看到的任志強，永遠是那樣一張稜角分明的臉，眉頭緊鎖、目光如炬、嘴唇微翹，像尊大炮一樣隨時準備開火，說起話來咄咄逼人，火藥味十足的語言和近乎赤裸裸的表達把聽眾氣得吐血，而他自己卻習以為常，享受著酣暢淋漓的語言快感。
任志強插過隊，當過兵，1980年轉業後，他放棄了去公檢法端鐵飯碗的機會，干起了個體戶。他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不管是在部隊、國家機關還是國有企業，以自己的那副牛脾氣，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任志強先是在地安門附近租了一間房子，經營百貨，批發兼零售；接著做餐飲，賣油條，還販賣過蘋果，把山東蘋果倒騰到北京。
命運的轉機發生在1984年。那一年，應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總經理戴曉明的邀請，任志強加盟華遠，擔任建設部經理。從此，他的命運和華遠這塊牌子聯繫在了一起，先後擔任了華遠總經理、華遠集團總裁兼北京市華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任志強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改造地安門商場。地安門——任志強的發跡之地。
不過，好事多磨，在華遠工作不到15個月，任志強就被關進了看守所，而且一關就是14個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大概是任志強在地產江湖上呼風喚雨之前，命運有意給他安排的一個考驗吧！
1985年的中秋節，本來是合家團圓的好日子，任志強卻被檢察院的警車帶走了。1985年正是開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犯罪專項運動的時候，當晚12點，任志強就被以「貪污罪」送進了西城區看守所。由此可見，任志強的高幹子弟背景並沒有給他撐起一頂保護傘，他日後的事業成就也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
其實，這場牢獄之災主要還是任志強的個性惹的禍。當時，西城區審計局到華遠來做審計，恰好趕上華遠請了很多建築界的專家開會，任志強對審計局的人說，「你沒提前約，我找了一幫工程師正開會，今天不能接待你」，一句話就把人給得罪了。當時，任志強給自己和員工發了一大筆獎金，但在領取獎金的單據上只有簽名，卻沒有獎金的數額，這成了任志強獲罪的原由。「事實上一直到我出獄，這件事如何定性都存在爭議。因為我是執行公司的決議，不是個人行為。」
在看守所里，任志強能看到的書只有發給每個被關押者的《法學概論》，「連同刑法，我當時幾乎快背下來了」。到了後來，遇到新來的人，了解對方的情況後，任志強可以脫口而出適用的法律條款，「他，139；他，142」。他還熱心地幫助獄友分析罪罰輕重，提出申訴，當起了業餘律師，先後為5個人寫過申訴狀。再後來，任志強到中國人民大學系統地學習了民商法學，取得了碩士學位。
儘管受了冤枉，任志強卻從來不發牢騷，堅信共產黨的領導，為此還跟獄友爭辯過。出獄後，任志強找到了華遠總經理，「第一句話，還是跟著共產黨走；第二句話，娘打孩子是應該的」。
讓任志強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段經歷險些葬送了華遠在香港上市融資的計畫。1994年，華潤併購華遠，1996年，華遠借力海外股東華潤北京置地在香港上市。就在正式敲鐘掛牌的頭一天——1996年11月7日，香港的八大報紙和香港聯交所同時收到一封匿名信，說任志強曾被判過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規定，他是沒有資格作為上市公司董事的。這將直接影響公司能否上市。
華遠方面迅速作出了反應，當天下午5點就拿到了檢察院出具的任志強無罪的證明，發給香港聯交所，並由律師緊急起草了相關函件，通告各大媒體：任志強不是罪犯，媒體得到的信息是錯誤的，如果刊登了這個信息，公司要追究媒體的法律責任。由於應對及時，保證了華潤北京置地順利上市。
對於這段往事，任志強至今仍無法釋懷：「這件事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可是如果因為我個人的事影響公司的發展，我覺得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如果公司沒有找到檢察院的知情人員開出證明，可能第二天就不能在香港市場掛牌。華遠公司和華潤集團在資本市場的信譽就無法挽回了。」
寫匿名信的人用心可謂險惡，時機拿捏得也恰到好處。在這個時間點動手，幾乎沒有給對方留下任何迴旋的時間。幸運的是，在僅剩的半天時間裡，華遠成功地化解了危機。
任志強喜歡說真話，也喜歡和別人爭論。一天，潘石屹見到任志強，問他：「最近和別人吵架了嗎？」任志強想了想說：「還沒吵。」潘石屹說：「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這日子跟沒過似的，難受！」潘石屹簡直把任志強看透了。
因為口無遮攔，任志強被扣上了很多帽子——「任大炮」、「任我行」、房地產界的「總理」、「人民公敵」、「全國人民最想揍的第二號人物」（第一號是陳水扁）。但仔細分析他的言論，要表達的核心觀點無非是政府和開發商各司其職，開發商負責商品房開發，政府則負責保障性住房；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過多的宏觀調控。
邏輯和觀點都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他生硬的表達方式。任志強的表達方式，他身邊的人更容易接受，但站在公眾的角度，卻會認為「他是刻薄的、不寬容的、唯我獨尊的」。而當大家逐漸習慣了他的表達方式後，任志強也由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變成了讓人敬佩的「真男人」！
茅於軾說，任志強就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說真話的孩子。馮侖說，任志強的真話就像人把衣服脫了，不僅是自己的衣服，還有所有人的衣服，這在家裡沒問題，到大街上跑就是耍流氓。真理是赤裸裸的，但人們其實不願意聽。
任志強自己則認為：「我更願意說真話的原因在於被欺騙的太多了。我不想被別人欺騙，自然也就不能去欺騙別人。說得多則在於，這個陣地你不用真話去佔領，就會被別人用假話去佔領。」在我們的生活中，的確需要一個經常說出刺耳的真話的人，讓我們在刺痛之後變得清醒，開始思考。
任志強與王石、潘石屹、馮侖是當今中國房地產界公認的四大「侃爺」，但為人處世的風格卻截然不同。王石很不安分，正如他在《道路與夢想》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極富野性精神」。他從不放過任何表達自己的機會，但同時也具備「不說錯話的能力」。因此，除了前兩年的「捐款門」事件，他基本上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潘石屹是一個娛樂化的房地產商，八面玲瓏。他嘴巴不停，卻很少得罪人。他會盡量滿足媒體的採訪要求，像祥林嫂一樣，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的童年往事、創業史、人生觀、世界觀、財富觀、地產觀、藝術觀。你要問潘石屹為什麼這麼會講話，他可能會半開玩笑地告訴你：「老婆常對我說，待人要友善，講話要和氣、禮貌。」他和張欣的結合證明：女人是可以成就一個男人的。
而掌舵萬通集團的馮侖被稱為「房地產界的思想家」，為人沉穩老練、世故圓滑，但又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和創新的激情。當過教師的他能說會道，並且極其善於打比方，又能把話說得很深刻。看過他的《野蠻生長》的人都會覺得他的比喻很形象，他講的道理也很好懂，妙語連珠、回味無窮。
任志強與上述三位「侃爺」不同。相對於王石的精明、潘石屹的圓滑、馮侖的沉穩，任志強顯得有點囂張跋扈，無論對誰——同行、公眾、媒體或是政府，都火藥味十足。
任志強的老同學，曾任監察部駐海關總署監察局副局長、海口海關關長，親手查處過20世紀90年代末的廈門、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的趙曉航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哪個貪官污吏如果不幹凈的話，哪個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幹凈、偷稅漏稅的話，他敢這麼張狂嗎？現在是既仇富，也仇官。在這種情況下，任志強竟然常年堅持『任大炮』，你說他沒有一點自信，他沒有一點坦誠，他沒有一點純正，他敢嗎？」
任志強的這張嘴給他惹了不少麻煩。幾年前，在宏觀調控的風頭上，任志強發表了很多言論，有關部門查了他一個月，搞得任志強天天晚上給潘石屹打電話訴苦、發牢騷。後來還是潘石屹勸他，你就寫個檢查吧，給人家一個台階下，否則你難受，人家也難受。這是任志強唯一的一次妥協。
2010年4月，國十條出台後，任志強在他的博客上發表了長達13000多字的文章——《這只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