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地產江湖，一幅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歷史畫卷。偉人的巨手推動著「房改」這隻輪子，改革的先行者們推動著「土改」的另一隻輪子，歷史就這樣滾滾向前。於是，你能看到無數英雄豪傑如何踏入江湖，財富曾經夢幻般的增長，又在一夜之間化為泡影，如今風光無限的開發商也有入不敷出、饑寒交迫的日子，他們的流金歲月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中央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政策博弈又是如何的迂迴曲折……
在地產江湖這部氣勢雄渾、跌宕起伏的交響樂奏響之前，一些必要的前奏是不可錯過的。讓我們把視點從1980年這個地產江湖風生水起的肇始之年稍稍前移，捕捉歷史長河中兩個既普通又耐人尋味的場景——從國家的最高層到社會的最底層，圍繞「房子」，偉人在那一刻流露出的真摯親情和老百姓辛酸、窘迫的「房事」，令人怦然心動。
場景一：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視察北京新建的一批住宅樓，他問了身邊的人一個問題——居民住宅能否成為商品？在那個曙光初現，夜色尚未褪盡的特殊年代裡，在場的人沒有人敢回答這個敏感的問題。於是，偉人自問自答，「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朴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鄧小平的提問並非無心之語，背後隱藏著他對住房問題的深思熟慮。輕易不開口，一開口就是重磅炸彈，每句話都有深意，暗藏機鋒，是這位偉人的風格。
前一個月，即當年9月，全國住宅建設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同志傳達了鄧小平關於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路子能不能寬一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的潛力不小；建築業是可以為國家增加收入、增加積累的一個重要產業部門。在長期規劃中，必須把建築業放在重要位置。
後一個月，即當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設情況。由於安全原因，他沒能到普通住宅小區里現場觀摩，而是帶著遺憾登上了新加坡住房發展局22層的辦公大樓，俯瞰周圍的住宅小區。他還將剛剛考察過的北京新建的住宅樓與新加坡的住房進行了對比，說：「北京在前三門一帶建了30棟房子，外面好看，裡面就不行了。可以派人出來看嘛，學習人家是怎麼搞的。」
為了完成鄧小平新加坡之行的未了心愿，人們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就在回國的那一天，翻譯施燕華正在收拾行李，鄧辦主任王瑞林突然走進她的房間，告訴她：「趕快準備一下，首長要看看你住的房子。」鄧小平不但去了，還非常認真地觀察了房間的布局，尤其是洗澡間，自言自語地說：「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從這一連串的、相互聯繫的場景中，從偉人的一言一行里，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一個新時代的脈動和房地產大變革的先聲。在改革開放的元年，地產江湖也暗流涌動、蓄勢待發。
場景二：如今已是大學教授的老穆是1979年的返城知青。當年，一家五口人擠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睡一張雙人床，奶奶和妹妹睡一張雙人床，他睡一張單人床，三張床擺在一起，中間用布簾隔開。
半年後，老穆結婚了，結果是他的單人床變成了雙人床。新婚頭三天，家裡人到親戚那裡借住，讓小夫妻享受了一下短暫的新婚快樂，然後就是「三代同堂、六口一房」的憋屈日子，生活空間是現在無法想像的局促和擁擠。妻子不願意在眾目睽睽之下與他親熱，一到晚上就不讓老穆碰她。
年輕人血氣方剛，實在忍受不了，有一天晚上，老穆一咬牙，買了四張電影票，把家人都打發出去了。兩個人在緊張和慌亂中進入了夢幻般的二人世界，當一切都歸於平靜之後，妻子激動地對他說：「如果我們有一間自己的房子，那該多好啊！」老穆深有同感地把妻子的話重複了一遍。
今天，「蟻族」、「蝸居」被炒得火熱，但與30年前中國人圍繞房子問題的辛酸與無奈相比，這種炒作顯得有些矯情。那時，所有的中國人都被西方媒體形容為「螞蟻」，都是「蟻族」——穿著顏色、款式相同的衣服，住在擁擠、破舊的房子里，忙忙碌碌，渺小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擺脫不了「蝸居」的命運，不管你是工人、幹部還是大學教授……「蝸居」，成為一個民族的生存狀態。
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以說明當時的住房緊張局面——1949年，我國人均居住面積是4.5平方米，而30年後，這一個數字下降到3.6平方米。1979年的知青返城大潮使住房緊張局面驟然惡化，就像一根導火索，把積累了幾十年的住房矛盾引爆了。歷史的經驗表明：矛盾的總爆發導致的往往是社會的大變革。驅動中國房地產歷史的兩隻輪子——「房改」（住房商品化）和「土改」（土地有償使用）馬上就要轉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