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
智庫強弱是一國軟實力發展的標誌。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2013年底，十八大報告中也加入了建設中國新型智庫的內容；2014年9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國智庫》一書，提出建設中國智庫，也是我國民主建設的重要途徑。中國社會關於何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討論一發而起。政府納諫思想的形成，意味著我國思想產品市場的形成，我國智庫發展將進入「黃金時代」。
綜觀中國智庫發展現狀，基本特點是由官辦智庫、高校智庫、民營智庫形成「三駕馬車」並進的大格局。
官辦智庫是當前中國智庫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推進農村改革，官辦智庫參與中國重大決策與改革進程，貢獻巨大。高校智庫擁有高層次人才密集、學科優勢明顯、館藏資料豐富、學術研究氛圍濃厚的優越條件，誕生了像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這樣的高質量智庫，高校智庫也是我國科教管理體制改革的先鋒。
民營智庫則更「接地氣」，「小而靈活」，獨立性更強。作為中國智庫的新生力量和思想市場的新生力量，民間智庫對政府決策、社會關注產生的影響日趨顯著，民間智庫已開始登上中國的政策舞台。
一個科學的政策決策需要「聽取八方建議」，僅有官辦智庫和高校智庫提供的思想顯然是不夠的。民間智庫對官辦智庫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補作用，是中國思想市場的「另一半大腦」，更有助於我國的民主建設和科學決策。長遠來講，應大力發展民間智庫，讓政策研究市場形成「百花齊放」的格局。改革開放初期，民營經濟發展搞活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營智庫的發展也會為中國政策研究市場注入活力。
目前，我國民營智庫還比較弱小，政府應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和環境支持。
第一，建立和暢通智庫經費來源渠道，鼓勵企業捐贈智庫事業。經費瓶頸是中國民營智庫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目前，我國民營智庫的經費主要來源是商業合同和政府合同，極其不穩定。在中國，整個社會雖然已經出現了捐助慈善的風氣，但還沒有涉及智庫，還沒有形成資助智庫等研究機構的氛圍，使得民營智庫難以從民間獲得資金支持。企業和個人為社會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助希望學校、捐建體育設施，也可以捐助民間智庫，政策扶貧也是扶貧。在國外，一些著名企業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許多智庫，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政府可以通過宣傳智庫事業的重要性引導企業家捐贈，幫助智庫事業發展。同時，政府應對民間智庫的建立和運營提供更多的政策優惠，例如對民間智庫的註冊給予更多便利，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扶持政策，也將為民營智庫的建立和運營減輕壓力。
第二，開放研究共享平台，建立常態化、公開化的納諫渠道。目前，很多內部數據民間智庫無法獲得，阻礙了相關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國尚無普遍的、公開的渠道遞交建言成果，阻礙了民間智庫研究的積極性和研究成果的轉化。政府的研究信息向民間智庫開放，形成常態化的建言渠道，定期聽取各方思想。建立開放的競爭平台，讓官方智庫與民間思想進行碰撞，更有利於創新思想的產生。
第三，培育智庫人才，打破人才在體制內外流動的限制。人才缺乏是制約民間智庫發展的根本原因。政府應支持智庫人才建設，例如將智庫組織納入海外人才引進計畫的引才主體體系，放寬來華留學生畢業實習和工作政策等。同時，打破人才在體制內外流動的限制，構建促進學界和政界良好交流的「旋轉門機制」。目前，北京已經探索出新模式，設立一些固定職位給學界，促進政界與學界的交流。下一步可以考慮把相關探索成果制度化，例如把政府相關政策研究室部分要職提供給學界代表，並定期改選；或考慮把副局級調研員中部分職位由學界代表擔任，並規定該學界代表不能參與更高職位的應聘。這樣，不僅可以及時向政府輸入新鮮血液，還可以增進智庫與政府的溝通。
第四，給予民間智庫更多的信任。公眾對智庫缺少必要的了解，這是智庫難獲關注的重要原因。中國民營智庫起步晚，再加上宣傳不是很到位，對公眾來說，基本還算是新鮮事物。中國自古以來對權威的信任都是與對權力的崇拜聯繫在一起的，民營智庫與權力完全脫離，與傳統意義上的權威自然就有沒有了瓜葛，民眾本能地就會很難對其信任。政府應首先認可民間智庫的重要作用，宣傳民間智庫的重要性，打造更加寬容和開放的智庫發展環境。
十八大以後，我國智庫發展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在中國的大國崛起過程中，民間智庫極大的發展潛力將日漸顯現，建立有國際公信力、影響力的強大智庫，有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