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
全球化的發展，是從貿易、商品全球化到資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過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養與引進密不可分，一個國家即使不願或者無力在全球人才市場上競爭國際人才，但僅僅要保護自身培養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臨國際競爭。美國前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競爭招聘最優秀的員工，大學競爭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我們國家也將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加強競爭並留住最優秀的人才。」
在人才全球化時代，人才的跨國流動已是公認事實。按照聯合國的統計，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國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約有1.91億，佔世界總人口的3%，並保持著每年大約3%的增長率。時至今日，這一總數已經超過2億，佔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約有9000萬是經濟移民或技術移民，大部分是流向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髮達國家。人才的跨國流動，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伴隨著世界中心的轉移，是大量人才從歐洲向北美的轉移。日本與「亞洲四小龍」成為新興經濟體的背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迴流。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都高度重視國際人才競爭，正如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國慶晚宴上發表講話所指：「在這個時代，所有的發達國家為了增強競爭力，都必須依賴外來移民和人才，而美國之所以能在許多領域居於領先地位，就是因為它廣納人才。」
由於發達國家無論硬體還是軟體都更具有優勢，因此，從整體而言，大多數人才總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較發達國家流向最發達國家。但這種局面並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會有逆流、環流、迴流。從硬體來說，那些獲得全球產業轉移機會的國家和地區，因為經濟實力增長而將擁有機遇，例如20世紀的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現在的中國、印度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從軟體來說，那些開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國家也擁有人才流入的機會，例如早期的美國，後來的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新加坡等。
當年被稱為「計算機總理」的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就發表言論說：「即使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在50歲或60歲時回到印度，我們也沒有失去他們。我們將因為他們到國外獲得經理職位或成為富翁而高興。我們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把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應把它看成是智慧銀行，正在積聚利息，等著我們去提取。我們必須培養和發展不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以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在20世紀下半葉都曾迎來大量的人才迴流。在「二戰」結束之後，日本、韓國等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都面臨過大量的人才外流，但當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經濟高速發展機遇時，這些國家和地區迅速實施國際人才競爭戰略，並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人才流向，並創造了「韓國矽谷」大德研究城、「台灣矽谷」新竹工業園等新興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韓國在首爾奧運會後，在1990？1993年經濟騰飛階段，韓國留學的科學與工程領域的博士決定留在美國的比例只有24.4%。
《福布斯》雜誌報道的印度移民羅森·沙爾瑪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發展軌跡變遷的故事。羅森·沙爾瑪於1993年選擇來到美國留學，然後留下工作，最終創業。當時，他是新德里的頂尖學府印度理工學院的理工科高才生。他所在班級共有40人畢業，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過H1B簽證或留學簽證跑到了美國。而在矽谷，有更多的數以萬計的像他這樣的工程師，其中一些人還自己建立了公司，並讓自己和美國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羅森·沙爾瑪也是如此，他獲得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來創建了好幾家公司——開發了新科技產品、為自己賺取了高額利潤、回報了投資者、也為美國貢獻了大量的稅收和就業機會。如今，他已經獲得了美國國籍，幾個孩子也在美國出生、成長。
但是，如果羅森·沙爾瑪是現在才剛剛走出大學校門，那麼他就會選擇留在印度。身為印度理工學院校友會主席的沙爾瑪知道，印度下一代工程師也許對他當年選擇的道路已經無法理解。因為印度理工學院2006年畢業的45個同專業的畢業生當中，只有10個人決定到美國尋求發展，其他人都留在了印度。連沙爾瑪自己也認為，現在印度的商業機遇更好，生活質量也還不錯，年輕工程師的薪水有不斷增加的機會，同美國相比，印度等新興國家擁有其獨特的優勢。
筆者2010？201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其他專家所做的合作研究表明，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人才希望回來。在調查中我發現，91.8%的中國留學人員稱中國有更好的經濟發展機遇。大部分留學人員回來能有更好的專業、職業、創業發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場。這顯示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大部分中國留學人員卻不認為回來的絕對生活質量、孩子教育與成長會有更好的保證，對這方面的信心甚至遠低於印度人對印度有關教育、生活環境和食品構成的生活質量的信心。同時，他們也不認為回國會有更低的商業成本。但他們依然認為回來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隨著經濟騰飛，以及過去政府的努力，自「千人計畫」2008年出台以來，中國也正由「人才流失國」逐漸扭轉成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迴流國」。中央和地方的最新人才吸引舉措加大了人才的迴流力度。2011年，中國年度留學回國人員人數達18.62萬人，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中國新的人才政策還包括相繼出台的「青年千人計畫」「外國專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創新舉措，還有中國獨創推出的「人才特區」。
許多人相信：歐美更適合生活，但事業在中國會有更好的回報。
如果這確實代表著一種最新的趨勢，那麼美國受到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搜索巨頭Google曾公開表示：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對海外移民政策的開放，也許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為他們的創始人布蘭就是從蘇聯而來的移民。
毫無疑問，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人才競爭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國。憑藉日漸積累的硬體、軟體等各方面優勢，全球頂尖人才也源源不斷地從歐洲、亞洲、非洲流入到美國，尋找著他們的「美國夢」。英國BBC援引OECD報告甚至聲稱，全世界62%的「頂尖科學家」都居住在美國，因為美國做了最大的努力來吸引這些人才。
時至今日，美國大學37%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並非美國公民。
在2006年美國專利申請備案當中，外籍居民在發明者或合作發明者中的比例已經達到24.2%。從1995年到2005年，所有在美開辦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創辦人來自美國境外；投身科學及工程行業的人口中，外來移民佔67%。根據考夫曼基金會的報告顯示，在加利福尼亞移民創辦公司的比例高達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矽谷，有外國移民參與創辦的公司竟佔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創辦的公司已經創造了520億美元的產值和45萬個就業機會。
但這樣的故事正在發生改變，人才流動有了新的趨勢。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人才跨國流動的規模只會越來越龐大和頻繁。
儘管在國與國之間，如同企業與企業、高校與高校之間，不可避免存在著競爭因素，但從整體來說，這並不都是一種完全的零和遊戲。
由於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分工和轉移等因素，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產業結構上大多存在差異，而人才「流動」到最適合的地方發揮才能，既能為接納國帶來貢獻，也為自己積累經驗和提高水平。當祖籍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又回來作出貢獻，即使不回來也通過環流、匯款、投資發揮作用。這比起人才留在祖國卻被浪費來說，這其實是個三贏的結果。
人才移民是跨國行為，所以這種效應就不可能是單方面的。一般來說，根據國家宏觀規劃和市場需要進行調控，以高的技能或投資作為限制門檻的經濟移民政策，一般總會帶來經濟和資本、知識和科學方面的積極影響，包括通過創造潛在的就業機會而使本國公民受益。當然，接納國必須確保根據自身需求市場引導移民的流入，給予合宜的發展平台，才能避免人才浪費，以及不與本國公民的就業、公共利益產生矛盾，避免族群對立和矛盾。
對人才輸出國來說，一方面，徹底的移民流失，確實會帶來大量的財富和技術的流失，甚至導致國家錯過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如果這些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藝術家不外流，他們在國內受困於產業結構的不足、基礎設施的落後、政策環境的不足，也很可能得不到合適的發展，進而被埋沒。
一般來說，輸出國對於人才外流的擔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