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耀
爭奪世界頂尖人才的戰爭從來沒有停歇過。引進人才就等於是直接引進技術和資本，並且成本遠比直接引進技術和資本低得多。愛因斯坦是20世紀全球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當他移民美國的時候，法國科學家朗之萬就說：「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岡從羅馬搬到新大陸一樣。當代物理學之父遷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成為世界物理學的中心了。」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逝世的時候，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還曾向愛因斯坦轉達了以色列總理古里安的信函，正式提請他為以色列共和國第二任總統的候選人。這就是人才的價值。
從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基本規律來說，全球的高層次人才總會流向那些能為人才提供高收入與高發展平台的國家，無論流入對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形式是移民還是居留，方向是人才的流入還是迴流，提供高收入或提供做出成就機遇的是政府還是企業，又或者高收入是因為人均收入高還是因為政府重視提供了特殊的待遇。另外，移民不同於只持工作簽證的流動，全球簽證的方便、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的機遇以及相對公正的社會、受到尊重的個人權益等等，對移民都是很重要的吸引力。因此，移民還會流向那些社會環境、政策環境等適宜居住的國家和地區，在那裡，政府廉潔而富有效率、社會安定且法治完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較好等。
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趨於扁平，人才流動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整體來說，無論是移民還是職業簽證、留學簽證，都呈現如下特點：
（1）亞、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大量向發達國家和地區流失。在2000年，經合組織國家接收的每10名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就有6名來自發展中國家。在安哥拉、蒲隆地、肯亞、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獅子山、烏干達、坦尚尼亞等發展中國家，33％？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經合組織國家。海地、斐濟的比例超過60％，迦納達到83％ 。以數量而論，則中國和印度是過去20年主要的人才流失國。
（2）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向最發達國家美國流失人才，同時卻從其他國家中得到了補充。例如德國每7個本土畢業的博士就有1人會前往美國尋找工作，根據德國基金會統計，43%在海外工作的德國科研人員還並不打算返回德國。當然，英、法、加等發達國家能從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補充更大量的人才。因此，整體上依然是人才凈流入國。
（3）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國家流失人才，同時還有相當部分的人才從發達國家迴流到新興國家，迴流的人才主要是從這些國家出去的留學人員和族裔人才。以20世紀的日本、韓國、愛爾蘭，21世紀的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由於經濟持續的增長、國際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開始吸引大批海外留學人才與族裔人才迴流，並且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才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4）發達國家有相當數量的科技人才流向發展中國家，但基本上是短期流入。由於科學研究的全球性、企業的海外擴張以及政府對外的科學技術援助，相當數量的科技人才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但基本上是短期流入和短期工作，與發展中國家的科技人才流入發達國家的相當比例傾向於永久性單向流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人才流失」概念是在20世紀60年代時被提出的，當時人們發現：上書美國羅斯福總統建議原子彈研發的愛因斯坦原是德國科學家，在美國建立第一座受控核反應堆以及「曼哈頓工程」主要領導者之一恩里科·費米原來是義大利的科學家。類似的例子還有美國的「氫彈之父」愛德華·特勒、「電子計算機之父」馮·諾依曼，以及主管「阿波羅工程」的馮·布勞恩，無一例外來自歐洲。
後來，人們發現發展中國家的人才流失更為嚴重。2007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結論就指出：人才流失嚴重，是阻礙非洲國家發展並影響其順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主要障礙之一 。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就曾撰文抨擊說：不發達國家從屈指可數的財政收入中擠出巨資投入人才培養，但所培養的人才最終卻去為強國服務，這「阻礙了貧困國家的發展，削弱了這些國家的人才培養計畫，而這些人才對這些國家擺脫不發達狀況又是必不可少的」 。
正如卡斯特羅所說，不發達國家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尤其是非洲國家。因為醫生的缺位，獅子山的嬰幼兒死亡率在2003年為16.6%，婦女生產死亡率為2%，近30％嬰幼兒會在5歲前夭折，人均壽命不足40歲。但是，美國芝加哥來自獅子山的醫生卻比獅子山全國的醫生總數還多。這也不是特例，尚比亞1964年獨立之後所培訓的醫生90%移民到了國外；肯亞衛生部統計顯示每年在公立醫院受訓的醫生只有10%留在國內；英國曼徹斯特來自馬拉維的護士比馬拉維本土護士總數還多……一位加拿大的經濟學教授在《華爾街日報》所說：「掠奪最有才華的人，尤其是從小國、窮國吸引有智之士，可能會損及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出於最糟糕的考慮，可能會讓這些國家一敗塗地。」對人才流入國來說，從經濟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而來的高技能移民，一般都還能提高城市人口素質，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例如人才流入創造出了芝加哥、達拉斯、休斯敦、洛杉磯、紐約、舊金山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等著名國際移民城市。在紐約，外國出生的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28％上升到40％，只用了十年。在這些國家，真正需要憂慮的社會隱患是不在有序管理之內的非法移民，例如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已達到1100萬。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許多研究並沒有把「人才外流」與「人才流失」區別開來。「人才流失」是毫無疑義的損失，但「人才外流」帶來的影響則不能確定。通常來說，「人才流失」是指人才永久性地離開祖籍國或者說徹底歸化所在國，通常是以人才移民入籍為標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移民意味著全家一起移民海外，因此，這些海外人才通常不會把自己收穫的收入、技術攜帶回祖籍國，更多的情況反而是把原來在祖籍國所擁有的資金、產業、技術、經驗，攜帶到了海外的所在國。
「人才外流」則還應包括持工作簽證、學生簽證、商務簽證等跨國流動者，可能是流失，也可能是「滯留」在海外、不確定是否回歸或計畫將來回歸，還可能是本國企業在海外擴張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須開放性地看待人才外流。
人才流入與流失當中，還包括「人才浪費」的情況。「人才浪費」是指那些高技能、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流失到其他國家，新的正式工作卻與所受的教育、培訓以及所擁有的技能並不相關。對於接納國，他們也沒有創造出應有的價值和成就。一般做出這樣利弊權衡的人，通常是為了到發達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從一定程度上，「寧當外國一棵草，不做祖國一個寶」的現象背後，常常有著令人失望的現狀。
在美國有關移民的一項調查當中，就發現美國接納的高等學歷移民，最後相當比例的人都從事非技術性工作。其中，歐洲、加拿大和亞洲地區的移民，來到美國後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比例較低。而來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的移民比例相當高。這一情況出現的很大原因可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育水平和學歷含金量要遠遠落後於歐洲和亞洲國家。不過，這一情況在適應美國生活很長時間後會得到改善。
過去半個世紀，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是亞洲的崛起。一個並非巧合和偶然的現象，幾乎這些新興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海歸時代」的情況。這些國家在科學技術領域、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新經濟領域、文化教育領域從人才迴流中受益最多。日本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大部分都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過。在中國大陸，科學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頭人的72％、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的78%，博士生導師的63%，國家級、省部級教學、研究基地（中心）、重點實驗室主任的72%，都有留學經歷。中國大多數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經濟或高科技企業，其創始人都有海歸人士。
當新興國家從製造業開始產業升級時，從這些國家出去的留學人員和族裔人才多半會大量迴流。1964年東京奧運會後的日本，以及1988年漢城奧運會後的韓國，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都曾迎來大量的人才回歸。到20世紀90年代，這些國家具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和理工留學人員中超過一半都會選擇回歸。21世紀的中國、印度也有大量的人才迴流。
哈佛大學、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2007年聯合調查發布了《知識產權、移民積壓與人才逆流：美國的新移民創業者》的報告，就稱美國已經開始了「人才逆流」。主持者維韋克·瓦德華（V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