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錦聲 華爾街人力資源專家、作家，美國重心集團總裁
1992年，我文學博士學位到手後，陰錯陽差撞進華爾街，為華爾街赫赫有名的大老闆們在海外的分行替他們招賢納士，專攻在政府債券和外匯交易方面的超級精英，在發掘和提升這些罕見的精英的同時，提升公司價值。
華爾街有句潛台詞：買團隊只花幾百萬；買公司要花上億萬（Toget a talent，you pay millions；toget a pany，you pay billions）。
在海外尋找精英人才18年，曾經一年內為高盛公司全球尋得26位年輕交易員，一周內可以馬不停蹄從紐約飛到倫敦再飛到約翰內斯堡、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為90年代剛從經濟衰退中抬頭的外國銀行如高盛、JP摩根、雷曼尋訪難得的人才，為這些銀行在當年的合併、兼并和業務互相影響和金融產品創新的進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並推薦了近100名亞洲精英進入華爾街，因而，我深知華爾街對精英人才的重視。瑞士信貸波士頓第一，90年代一家十分創新的金融公司，在1994年因金融衍生品等外匯交易做過了頭，創新過度全面虧損後，不惜砸鍋賣鐵，低價賣掉在曼哈頓下城的兩幢樓房，拿去給自己的超級精英和核心團隊分紅，保住人才。
富於創新的超級人才、善於出奇招的奇才，是華爾街公司之間永遠的一個競爭點。
「我們的資產就是我們的人才（Our assetis our people）」，這句話，掛在高盛公司的進門處；「公眾信任就是我們的業務（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這句話，掛在當年雷曼兄弟在世貿大樓交易中心的進門處。
2008年後，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和超級金融大鱷，並沒有隨著華爾街的倒下而倒下。華爾街自生修復的能力、復甦的機制是非常強的。華爾街金融公司在淘汰了一大批「過時」和「老化」的人才後，繼續注入新的血液、新的理念、新的力量，甚至新的人種。
今天，穿行在華爾街越來越多、衣冠楚楚、能大呼小叫的是「大象的傳人」——印度人，他們從銀行的電腦後台，走向融資操盤的投行前台。而我們龍的傳人，卻在相對地減少。在華爾街20萬僱員中，我們中國精英不到2000人；而這2000人中，80%是在跟錢不打交道的電腦後台做著數據支撐和風險管理。
事實是，花旗銀行的CEO是印度人，花旗銀行的最大股東是中東人，花旗在全球100多個國家的20多萬僱員，其實都在為中東人打工。如今，美聯儲都得讓這些中東闊佬一點。如果長此以往，我們中國是要吃大虧的。因為國家之間的競爭，一定是金融的競爭。
一個崛起的大國，怎能在國際舞台上沒有一個強大的金融話語權？！
一個資產每年遞增的國家，怎能沒有自己信得過的精英，捍衛自己國家在華爾街的利益？
還有，中國上萬億的美元存款和政府債券，難道就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它每天縮水？
以1萬億美國國債為例：假設美國國債年回報率為1%，人民幣國債成本為3%，人民幣年增值4%，這樣，以人民幣計算，這筆投資組合的年回報為負數-6%，換算成美元為600億美元損失。眾所周知，中國政府現持有外匯儲備金值3萬億美元（不包括民間美元存款），其中約一半是美國國債。對安全地減少美國國債的持有，對中國來講是迫切的和必須的。
其他不說，那是好幾億中國老百姓在改革開放30年中含辛茹苦用勞動和心血、用離鄉背井、用生命換來的，那筆錢關係著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國家安危，怎麼能眼看著它在資本市場上打了水漂！
該怎樣解決國家這個燃眉之急？為國所想，為國所急，這是每一個心中裝著祖國的華爾街精英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認識的華爾街人中，有著這樣技能和忠誠的中國精英並不少，他們的願望，就是能為祖國在這節骨眼上，大禹治水，分而治之，為國家解難、解危。
說到底，華爾街絕不是一個進行人民戰爭的地方，不是人多就力量大；也絕對不可能從量變到質變。華爾街是一小部分精英掌握著巨大資金的地方，是一個「玩錢」的地方。
誰來定這些「玩錢」的規則？誰來定價？誰來為我們的國家利益說話？所以，我建議不要一概而論，回國就愛國，留在美國就不愛國。
一部分華爾街超級精英必須留在華爾街！為中國的話語權和國家利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