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改革不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更涉及其他層面的問題，以及法律層面的問題。我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談一點我的看法。中國改革最大的風險是不改革，是沒有重大的改革。現在我們面臨的很多風險——影子銀行也好，地方債務也好，房地產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產物。這些風險都需要通過改革進行克服。現在，中央層面都在呼籲改革，如果缺了地方、企業、社會的參與，大家對改革還是無動於衷。我最近調研了很多地方的改革執行的問題。原來改革的頂層設計下面就是執行。為什麼擔心中國下一步風險還是來自不改革的局面呢？這不是理論問題，是基於我的實際觀察。這裡面有幾個矛盾：
第一，權力集中與改革之間的矛盾。現在的改革需要權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權力不集中，很難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權力集中也會對改革產生負面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是通過分權進行的，現在一集權，權力集中，改革就產生矛盾了。我發現很多地方的領導幹部會說：權力都在你的手裡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著。從分權的改革，轉向集權的改革，需要領導幹部做一些調整。正像李克強總理說的，對大部分的官員，它還是需要。
第二，反腐敗與改革之間的矛盾。中國腐敗很嚴重，如果腐敗繼續嚴重下去，就會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影響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再好的改革也沒用。政府現在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會的信任，大家都覺得很麻煩。現在，因為某些客觀原因，我發現各個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級以上的幹部，整天都很擔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相關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會找你碴，挖你老底。甚至有個別省份為了反腐敗、搞清廉，開始搞負面清單，規定領導幹部不能做什麼事情。
但是改革是要幹活的，負面清單太長了，個別省份甚至規定，省委書記、省長等主要領導幹部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財政、不要管重大的項目。廉政當然很重要，但是作為國家行政人員，就要履行職責，你不幹活，保持清廉，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履行職責，保持名義上的清廉，這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腐敗。
改革需要人來推動。
第三，我們的改革主體還不是很明確。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的主體，也是改革主體，中央層面在很多方面比如說財政、稅收、貨幣政策等，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在其他的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社會？現在，我們說改革要宣傳，縱觀中國歷史，通過宣講成功改革的可能不多。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度和基層民主自治制度，90年代的民營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講，中央沒動起來，地方已經動起來了，這樣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們強調改革頂層設計，一定要把地方、企業和社會改革的主體的動力結合起來。
最後一點，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改革跟社會幾代之間的矛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幾百條事項要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但中國社會對改革——尤其是結構性的改革，已經越來越沒耐心。以前的分權改革，不知道誰負責任；現在集權改革，大家都知道誰要負責任。如果中國改革兩三年內不出成果，中國的社會壓力會很大。現在，進行改革的國際環境並不好，比如烏克蘭，各個方面都在激進化。改革必須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個人不可能幾百點一起推進。同時，突破口要考慮經濟的增長，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處，越激進、越改革，這個社會越不穩定。社會改革還是比經濟改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