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傳媒越來越發達的現代社會，公眾輿論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公眾的意願和情緒。而在中美兩國，都存在著一股盲目排外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極端民族主義無疑是干擾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
問：您認為未來發展中美關係的主要困難是什麼？
答：困難有很多。除台灣問題外，我認為比較長遠起作用的是國內政治。在美國這一邊，有非常複雜的圖景。長期以來，美國的精英與大眾對中國的看法是不同的。精英比大眾對北京更有好感。對精英來說，勸說大眾，讓他們相信美國需要中國，是困難的。在大眾看來，在美中交往中，中國是獲益者。精英知道，美國同樣是獲益者。比如，當華盛頓與北京處於敵對關係，就像朝鮮戰爭（那是50年代的最大事件），其次還有越南戰爭（那是60年代的最大事件），美國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價。如果華盛頓與北京不處於敵對狀態，這些事情不會發生。但是大眾不考慮這些。在他們看來，中國就意味著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意味著取消宗教，將聯合國資助用於墮胎。所有這些事情實際上對安全沒有任何影響。在毛澤東——尼克松時期，美中關係只是涉及安全政策，非常容易搞。但是現在美國對中國政策已破碎成100片。你不可能確保美國公眾將對中國保持友好態度。從1972年至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美國人對中國很有好感，這種好感因天安門事件而崩潰，從那以後，對中國持好感者的比例從未增高，從未達到50%。同精英相比，美國公眾是更值得關注的。
問：上世紀70-80年代，美國人對中國很有好感。美國人對中國看法的變化完全是因為天安門事件嗎？
答：主要是這樣。或者說對中國的認識尚未從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中完全恢複。不過，並不只是因為天安門事件。有三個原因。首先，此前，蘇聯對美中來說都是最大的問題；第二，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此前也有合理的妥協；第三，（這一點不太被討論，但非常重要）此前中美雙方都不關注對方的國內政治。我曾與基辛格有多次談話。他對人權、經濟不感興趣，只對安全感興趣。但天安門事件在中美關係中有歷史性的重要性。它結束了不關注對方國內事務的共識。所以基辛格也開始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感興趣。現在每一個對東亞事務感興趣的國會議員，都關注中國政府怎樣對待中國人民。這是天安門事件所造成的歷史性結果。
在民族國家為國際社會主要行為體的時代，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存在著民族主義。根據美國學者的定義，「民族主義就是一個民族要求成為一個特殊的民族整體，使他們有權按自己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的主張。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現是要求成為一個主權國家，而成為主權國家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和促進民族整體和民族利益，而國家也正是為此而產生的。」還有一種定義是：民族主義是「可將人們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歸屬感和價值觀的文化、歷史、語言、心理和社會力量的整體。其發展趨勢是導致產生這樣的政治信念：某個民族共同體應該有他們自己的政治秩序，應該獨立並平等於世界上其它政治共同體。」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正當的，無可非議的。這種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愛國主義。
但是極端民族主義則不同了。被人們用來攻擊它國的民族主義通常都是極端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不同於愛國主義。小說家理查德·愛爾丁頓（Richard Aldington）在《上校的女兒》（1931）中寫道：「愛國主義是一種積極的責任感。民族主義是一隻為自己的糞堆而啼叫的淺薄的公雞。」法國總統戴高樂說過：「愛國主義就是當愛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時候；民族主義，就是當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時候。」愛爾伯特·愛因斯坦有過這樣的評價：「民族主義是一種發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類的囊蟲。」
美國民族主義雖然不常被美國戰略家們提及，但卻是客觀存在著的。也許正是由於美國的戰略家知道民族主義不是個褒義詞，所以他們幾乎不提及美利堅民族主義，而是經常把民族主義的帽子戴到別人頭上。其實，民族主義在美國是很有影響的。獨立戰爭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產物，美利堅民族要擺脫大不列顛民族的統治與壓迫。這時的民族主義應該說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後來，隨著美國的發展和強大，美國的民族主義則成了其向外擴張的動力和依據。「美國偉大」、「天定命運」、「白人種族優越」等觀念都是這種民族主義的表現。這種民族主義已經具有上述幾位思想家所批評的那種民族主義的味道了。
美國民族主義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徵：
第一，強權政治色彩濃厚。作為文化民族主義，美國的民族主義也與本民族的價值觀緊密聯繫在一起，也有其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色彩，當然更聲稱自己擁有更優秀的文明精神。但是，與世界多數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美國的民族主義不僅要維護自己的價值觀，而且還要向外推廣，甚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可以干涉別國內政，乃至動用武力。如果說，美國民族主義在冷戰期間的集中體現是反共主義，那麼，冷戰後則是霸權主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經常打著反對別國民族主義的旗號來推行自己的民族主義，並把自己的民族主義披上諸如維護民主、人權等外衣。
第二，與主流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自由民主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主義是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實際上，自由民主主義已經與美國民族主義融合在一起。麥克爾·考克斯（Michael Cox）曾這樣概括美國1945年以後外交政策的目標：「創造一個民主資本主義能在世界繁榮的環境，而美國在這個世界中仍然是一個起主導作用的角色」。考克斯的概括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美國外交政策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高度統一。
第三，具有極端傾向。美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美國至上主義」（Ameriism）。所謂美國至上主義，就是這樣一種信念：美國的理想、價值觀和現實都優於任何其他國家。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寫道：「美國至上主義意味著勇敢、自尊、公正、真實、誠懇和耐勞這些美德——使美國得以締造起來的美德。」一位美國學者認為：「美國至上主義對美國人來說，並不意味著傳統和領土，不是對法國人來說的法蘭西，對英國人來說的英格蘭那種含義，而是一種學說，就像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的社會主義所含有的意義一樣。」可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美國人的影響之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情緒比較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極端傾向。「美國人民對日本如同他們對納粹德國一樣，懷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擊沉他們的艦隻，轟炸他們的城市，殺死日本鬼子——這就是指揮員們的情緒，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緒，美國國會的情緒。」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促使美國用核武器來懲罰襲擊了珍珠港的日本。
極端民族主義對美國外交決策有著重要影響。美國學者愛爾頓·弗萊（Alton Frye）分析了美國大選前的「十月驚異」（October surprise）現象，即一些國際事件在大選投票前的一個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熱，然後使在任總統在選舉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機，曾使杜魯門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後來的黎巴嫩危機、豬灣事件、伊朗危機都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卡特起過類似的作用。弗萊進而指出：「在總統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對待危機的明顯傾向，表明了美國民族主義的持續力量。不管美國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懷疑或自我批評，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民族，他們享有共同的命運。當面臨來自外部世界的考驗時，他們必定要站在一起。沒有哪個國際組織，沒有任何全球價值觀，沒有什麼來自我們共同人類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來將美國人動員起來。美國人今天確實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義了，但他們仍奉行民族主義，仍然用『我們——他們』這樣的詞語來觀察世界。」另一位美國學者斯坦利·庫特勒（Stanley I.Kutler）指出：「種族上的美國人和他們對他們的『根』的忠誠，不管他們離此多遠，肯定是考慮外交政策時的一個強有力的聲音。」曾任過美國政府高級顧問、核與太空武器談判代表團團長的麥克斯·凱姆皮爾曼(Max 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國外交政策必須是那種被美國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層價值觀的政策，而這種價值觀是我們自己的民族經歷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可見，在美國學者看來，美國政府在進行外交決策時，不可不考慮民族主義這個因素。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是美國外交的最高指導思想，是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有機統一體，因此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起著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