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戰略塑造了對美戰略，而對美戰略要服從於大戰略。中國對美戰略的制定與調整，首先受發展戰略的影響。中國搞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的對美戰略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改革開放前，中國國內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實行計畫經濟體制，並且沒有對西方發達國家實行開放。這一點對中國的對美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實行了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中國共產黨人做作出這個決策的重要考慮之一就是，新中國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蘇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為新中國提供了一個可遵循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國不可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可借鑒的經驗。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心目中，蘇聯就是社會主義的樣板，而且「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因此中國要向蘇聯而不是美國學習，學習蘇聯搞計畫經濟的經驗；為此，就必須與蘇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和中國要向之學習的老師——保持良好的、甚至是親密的關係。此外，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百廢待興，需要儘快恢複並發展國民經濟，這就需要國外的援助。在新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是指望不上的，只有蘇聯有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而且蘇聯的經濟、技術又是世界最先進的。上述因素決定了新中國要走「親蘇」的外交路線，而當時蘇美之間已經開始了冷戰，所以中國「親蘇」就必然要「反美」。
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對中國來說，緩和中美關係的主要動機就是要「聯美抗蘇」，緩解蘇聯威脅的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從國家安全利益出發的權易之計，是策略上的考慮，是在利用美蘇矛盾。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美國的基本看法並未改變，仍然要打倒「美帝」，只不過是自己的力量不夠，必須集中力量並「聯合」第二號敵人來同第一號敵人做鬥爭。這也符合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就在尼克松訪華前兩天，2月19日，周恩來在研究尼克松訪華的新聞、宣傳部門負責人會議上說：美國搞擴軍備戰既是針對我們的，但更多的是針對蘇聯的，它把我們看作是潛在敵人。既然美國將中國當作「敵人」，那麼中國也絕不會將美國當作朋友。對美國的這種認識，構成後來中美關係發展的制約因素。中美建交的實現延遲了七年，與國內政治的狀況有很大關係。由於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缺少與美國發展關係的動力。
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也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帶來非常好的契機。實際上，中美建交談判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是同步進行的。建交公報早於三中全會召開兩天發表。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聯繫此前不久中日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8月12日簽字）這件事，就更能看出中國內政轉變與外交之間的關係。
從對美政策來講，中國國內政治變化大大增強了中國發展中美關係的動力。這種動力除了尋求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外，還在於美國是最主要的開放對象之一。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明確提出「改革開放」這個詞語，但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有對外開放的思想。他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爭取外援，需要吸收國際的先進經驗，引進資金和技術，為此就必須對外開放。他在1978年10月對聯邦德國客人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這裡有一個對「誰是世界先進國家」的認識問題。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世界先進國家是蘇聯而不是美國。蘇聯不僅在社會制度上先進，而且在經濟、科技上也先進，而美國則是「腐朽、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是憑藉發戰爭財而一時強大而已，是一隻「紙老虎」。到了70年代，至少在鄧小平的思想中，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看法已經改變。在1975年他主持工作期間，多次談到要向西方國家學習。1975年6月2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中國要「在這個世紀的末期達到現代化水平。所謂現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較接近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接下去他又說：「我們有信心達到比較接近通常說的西方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鄧小平心目中，所謂發達國家就是西方國家，而不是蘇聯；先進水平就是西方國家的水平，而不是蘇聯的水平。1977年9月29日，他在會見英籍科學家時說得更明確：「過去，我們很多方面學蘇聯，是吃了虧的。」在中美建交之後訪問美國時，鄧小平很直率地對美國人說：「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為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的條件」。
從鄧小平的論述中可以得出三點結論：（1）美國在經濟、科技上是先進的；（2）所謂的現代化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水平的現代化，而不是蘇聯的水平；（3）中國要實行現代化就必須向美國而不是蘇聯學習，向美國而不是蘇聯開放，為此就必須同美國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
從「以蘇為師」到「以美為師」，是基於大戰略需要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預計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整個進程中，這種「以美為師」的戰略姿態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中國的大戰略決定中國要「以美為師」，並積極發展對美關係，尋求同美國的合作，但是中美之間畢竟存在著許多差異和利益矛盾，特別是美國對華戰略中存在著的遏製成份，這決定了美國在中國對外戰略中扮演著雙重角色。美國既是中國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
當今世界，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國家間關係越來越複雜，利益關係犬牙交錯，特別是大國之間，往往是在一些領域有合作，而在另一些領域則存在著競爭，即使在同一領域，也是合作中有競爭，競爭中有合作。如果從安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同時又把安全分成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而傳統安全又分成軍事安全與地區安全等多個層面，來考察中美關係的話，可以發現，中美之間在多個領域和層面都存在著深厚的共同利益，有著巨大的合作潛力。
首先，兩國都希望國際局勢最起碼在近中期內相對穩定。中國要專心搞建設，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環境；美國要充當世界的領導，不希望看到一個動蕩的世界，它想實現霸權控制下的和平。
其次，兩國都不想走向直接對抗。在多極化大趨勢下，美國不願與「多強」中的任何一強走向對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強」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歐等大國關係中，任何一對雙邊關係處於對抗狀態，都會使第三者從中漁利，乘勢崛起。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日本和德國的復興。中國要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不願同美國這個「一超」搞對抗。50-60年代同美國對抗，曾給中國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單從軍事安全上講，美國曾四次打算對中國動用核武器，如果這種打算成為現實，那麼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乃至世界的歷史恐怕得重寫。
第三，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擁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區安全形勢直接影響本地區的發展速度和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極競爭中的處境。歐洲曾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相對地位下降，北美和東亞乘勢崛起。亞太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亞太各國都從中分享到了極大的利益，如果亞太動蕩，後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為亞太地區大國，都將亞太的安全、穩定、和平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並且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比如，兩國對朝鮮半島的局勢都非常關切，在有關朝鮮半島核問題的三方和六方會談中，中美就進行了很好的合作。就目前來講，不管出於何種動機，兩國都有為維護地區穩定發揮作用的願望，更不願看到因兩國之間發生衝突而將亞太帶入動蕩的深淵。儘管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戰略上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比較起來，後者所牽涉到的利益更為根本一些，不到萬不得已，美國是不會冒與中國一戰而毀掉地區安全的風險的。
問：您怎樣看中美日關係？現在東北亞出現中美日三強並存的局面。但是歷史上，當日本佔領中國東北，甚至全面入侵中國時，美國仍然保持沉默，將來美國還會採取類似的政策嗎？
答：那是個大錯誤，美國沒有發揮強有力的領導，沒有抵制住孤立主義。將來最危險的事情是，日本和中國相互衝突。20世紀最後1/4世紀這段時期是非常有趣的。因為這是美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保持良好關係的時期。一個世紀中，從沒有這種情況。但在毛澤東與尼克松見面後，出現了這種情況。所以在東亞有一個隱形的安全體系，它依賴於美國發揮強有力的作用。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美國退回，喪失利益，中國將同日本和美國有許多麻煩。人們不理解在東亞的安全體系，因為它沒有像北約那樣的清楚的多邊組織的框架，東亞的體系是由一些雙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