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係可謂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撲朔迷離。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研究領域，令許多研究者神往，願意為之付出心血和勞動。將中美關係作為主要研究領域，也是因為自認為中美關係對中國、對世界太重要了。
中美關係怎樣發展，不僅涉及到這兩國15億人民的福祉，還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甚至是整個人類的生存。太深遠的不說，單說中國，中國能否實現中國人夢寐以求並為之奮鬥了100多年的現代化，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同美國的關係。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才將對美關係定位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眼下，中美關係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作為一名研究者，不僅要分析現狀，對已發生的事情探究原委，對中國的對美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釋，甚至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政策思路，更應該尋找中美關係的發展規律及中長期發展態勢，以便能為國家未雨綢繆，為即將到來的變化做好準備，提供參考。
有兩件事更堅定了我要研究中美關係中長期走勢的信念。
第一件是，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了「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依筆者之管見，中國領導人之所提出這個概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相信中美關係在這個戰略機遇期內能較平穩地發展，否則戰略機遇期就不能存在。問題是：第一，怎樣確保戰略機遇期內中美關係平穩發展。第二，還應當著眼於戰略機遇期後的中美關係。
第二件是，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和平崛起」這個概念，並引起中美兩國戰略界的極大關注。本人有幸參與了中國戰略界對和平崛起課題的研究工作，促使本人對中國和平崛起與中美關係的相互聯繫和作用進行了一些思考。中國要實現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和平崛起的最大外部影響因素是美國。所以，能否搞好中美關係，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關鍵環節之一。
就在課題基本思路已經形成的時候，筆者獲得國家留學基金的資助，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以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從事6個月的研究工作。這是筆者深入研究所設課題並與美國戰略界人士進行交流的絕好機會。
從2003年10月1日始至2004年3月31日止，本人走訪了60位美國的戰略專家，涉及18所大學、22個獨立的研究機構。為了便於採訪專家，經美方學術合作者的同意，筆者於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1月31日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大西洋事理會做了為期兩個月的客座研究員。
筆者採訪的專家按身份可以分成四類。
第一類是曾在政府中任職的前政要，他們熟悉中美關係，離任後又在思想庫中從事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布熱津斯基、斯考特羅夫特、施萊辛格、托尼·雷克、布萊爾等前政府負責安全、外交和國防事務並熟悉中美關係的官員，還有洛德、芮效劍、李潔明、尚慕傑等前駐華大使。
第二類是國際戰略專家和國際關係理論家，其中不少是中國學界所熟悉的大家，如約瑟夫·奈、亨廷頓、保羅·肯尼迪、沃勒斯坦、福山、華爾茲、基歐漢、米爾斯海默。
第三類是中國問題專家，其中許多也是中國學界所熟知的著名專家，如付高義、陸伯斌、蓋瑞特、謝淑麗、江憶恩、蘭普頓、李侃如、何漢里、沈大偉、施樂伯。
第四類是保守主義思想庫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傳統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其中有新美國世紀項目主任克里斯托爾，執行主任斯密特，傳統基金會副總裁卧策爾。
他們都是在美國戰略界和中國問題研究界非常活躍的頂尖級的專家，有些是中國學界熟悉的大師、大家，有些是正在「崛起」、前景十分看好的青年學者。同他們的交流，既完善了我已經形成的思路和基本觀點，同時也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使我的研究更加深入。這些專家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看法雖然差異甚大，有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但有助於人們了解美國戰略界在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問題上的現實狀況及動態。
按思想傾向劃分，這60位專家多數都可以劃歸如下四類：
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如克里斯托爾、斯密特，他們都旗幟鮮明地稱自己是新保守主義者；
二是傳統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一般都是大學教授，是國際關係理論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米爾斯海默和華爾茲，此外，能算入這類還有瓦爾特、白瑟維奇等；
三是自由主義者，多為前民主黨政府的官員，如托尼·雷克、布萊爾、李侃如、謝淑麗，此外還有一些國際關係理論家，如約瑟夫·奈、基歐漢；
四是理性的現實主義，其中包括許多前共和黨政府官員，如斯考特羅夫特、斯萊辛格、芮效儉，很多中國問題專家也屬這類，如陸伯斌、蘭普頓、沈大偉、何漢理。
上述的兩種現實主義，是筆者命名的。所謂傳統現實主義，主要是指固守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理論，強調大國間的實力對抗，特別是對中美關係持悲觀看法。其實從學理上分，這一類包括了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和以華爾茲為代表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而理性的現實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理性的」，是因為，他們雖然也信奉權力政治理論，但並不強調大國間的對抗，而是合作，是尋求雙贏，特別是在中美關係上，他們持較為樂觀的態度。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實際上都屬於理想主義，只不過自由主義是理想主義的主流，新保守主義屬於極端的理想主義。這兩派在處理對外關係時都從理念、道德出發，將推進民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與之相對，現實主義只把推進民主作為推行對外政策的手段。但是，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區別是，後者主張採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來推進民主，這是傳統現實主義的方法，而前者主張通過接觸、交往來影響對方，使之逐漸向民主方向轉化。上述歸類，有些是根據受訪專家本人的自我定位，有些是筆者根據其觀點來歸納的。
當然，60位專家不可能全部歸入上述四個流派。有些人的觀點是複雜的、矛盾的，比如布熱津斯基，曾在民主黨政府任職，而且從其《大失敗》這部著作所表達出來的觀點看，他當屬自由主義者，但是他的《大棋局》又是研究地緣戰略的，有些人以此認定他為現實主義者。依筆者之見，布氏基本上屬自由主義，在他的「大棋局」中，「民主的國際體系」和「民主橋頭堡」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亨廷頓也是個特殊人物。從他的《第三波》看，他當屬自由主義者。但是從他的「文明衝突論」以及近年對美國種族問題所發表的觀點來看，他的思想又與新保守主義接近，所以有人把他算成新保守主義者。福山也是這樣，他本人並不承認自己是新保守主義者，但他的觀點卻與新保守主義吻合。有些專家確實無法歸入上述4個流派。比如傳統基金會的卧策爾，屬於傳統保守主義者，但與兩類現實主義者又有所不同。江憶恩自認為是建構主義者。不過在對華政策上，建構主義在許多方面與自由主義和理性的現實主義相近。沃勒斯坦被許多美國人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觀點確實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但是他自己卻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有些戰略家否認自己屬於任何「流派」，也許他們確實超越了各種「主義」和「流派」。在本書的附錄中，能夠明確判定其思想傾向並貼上標籤的，都加以說明，無法貼上標籤的，也只好作罷。
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這段時間內，發生了一些對中美關係頗有影響的事件。主要是朝核問題第二次六方會談、台灣通過「公投法」、溫家寶總理訪美、台灣「總統」選舉。這些事件對受訪者的思想觀點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也促使筆者與受訪者較多地談論這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
由於出版方面的原因，很難將採訪成果整理成純粹的「訪談錄」出版。筆者的處理辦法是，以筆者研究成果為骨架，即把筆者的思路、觀點以及必要的論述和背景知識按照設計好的體系、框架展開，然後將專家的言論作為佐證材料附在所論問題的後面。由於書的篇幅有限，不可能將專家的言論全部附上，這裡只能選取精華，雖然有點殺雞取卵、掠奪式開採的味道，但也只好忍痛割愛。
筆者採訪專家時所提的問題，一般都集中在筆者最感興趣、最想知道這些專家持何看法的問題上，比如「中國的戰略機遇期與中美關係」、「中國和平崛起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反恐戰爭的前景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民主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如何評價新保守主義和傳統現實主義的對外政策」，等等，而對那些筆者認定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則提得較少，甚至根本不涉及。但是，為了照顧到系統性，該書的框架依舊。所以使用專家言論做佐證材料時，顯得有點不平衡，在某些問題上，專家的言論較為集中，而在某些問題上則較少。好在專家言論集中的問題，也正是學界關注但尚未很好解決並形成共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