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陳志武教授的設想，中國政府如果對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發1000元的退稅（未成年人也在派發行列），需要1.1萬億元的財政支出。但由此可以刺激民間消費增長，進而帶動GDP增長至少5個百分點，對積弱已久的中國股市也是一個重大利好。
◎記者：有哪些跡象說明中國已經到需要採取減稅、退稅措施的時候？一個國家是否減稅、退稅的臨界點是什麼？
陳志武：有幾個事實不容忽視。
第一，去掉通脹因素，過去12年中國政府財政稅收累計增長5.7倍，年均增長16.2%，2007年和2008年更快，增速超過30%。相比之下，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1.6倍，年均增長8%；農民純收入累計增長1.2倍，年均增長6%。很顯然，經濟增長的好處正在加快速度往政府手裡集中，老百姓特別是農民所佔份額越來越小。
第二，政府稅收花在形象工程、辦公大樓的錢越來越多，浪費越來越嚴重。從簡單直觀的角度看，什麼時候看到市府、縣府、鄉府爭相蓋「白宮」，互相攀比誰的辦公樓更牛，那就說明政府稅收過頭了，該退稅、減稅了。從理論角度講，只要政府每花1塊錢所帶來的好處低於民間社會自己花1塊錢所能帶來的好處時，那就標誌著減稅、退稅的臨界點到了。
問題是，在中國沒有實質性法律架構來約束徵稅權，來判斷什麼時候稅率高了、稅種多了、減稅臨界點到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徵稅、加稅都應該更加謹慎。過去不受制約的稅種和稅率的擴張，該結束了。
稅錢本來就是老百姓的，退稅不是政府樂善好施，只是把本來就屬於民間的錢退回去一部分。
第三，全球經濟在減速，可能正在進入衰退，資源和食物通貨膨脹，這些不僅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挑戰，也加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壓力。如果未來一段時間全球經濟繼續惡化的話，中國政府應該通過給中低收入家庭退稅寄錢，刺激國內經濟增長，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記者：在當前情況下，退稅、減稅是否比政府部門增加投資更能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
陳志武：過去中國經濟碰到挑戰時，慣用的辦法是由政府出錢加大基礎設施、工業項目投資來刺激增長，比如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就是如此。
在以前中國需要快速工業化、急需建設交通運輸網路時，那樣做是對的。但是，由於一直沿用這種做法，這些年的工業產能已經嚴重過剩，能打開的國際市場已基本打開，國際市場甚至已經擠滿中國商品，如果還靠國家投資繼續擴大產能，遇上全球經濟不景氣，新增產的東西誰來買？
所以，從此以後，刺激經濟、解決增長挑戰的辦法必須從投資轉換到拉動消費上。也就是說，把原來由政府做投資的錢退回給中低收入家庭，讓老百姓手中可以花的錢增加，由老百姓自己去消費。同樣多的錢，由不同的主體去花，在效果上差別很大。
如果今天還是由政府去花在基礎設施、形象工程上，這些基礎設施、形象工程資金利用效率不高，並不能產生太多新的就業，不容易通過這些投資激活一連串的收入增長效應。
今天中國的產能過剩，經濟增長的瓶頸是居民消費不足，如果把錢給老百姓花，民生消費就能立即產生有效需求，為包括醫療與教育的服務業、消費品行業在內的許多行業提供新的收入機會，進而帶來新的就業和更進一步的收入增長，由此產生一系列連鎖增長反應。這就是為什麼宏觀經濟學家們認為，在產量過剩情況下，每給老百姓退回1塊錢的稅，可以產生超過1塊錢新的GDP的原因。
總之，經濟快速發展到今天，退稅、減稅必然是政府調控、刺激經濟的最主要的財政手段，這是必然的趨勢。
◎記者：您提出退稅方案，是受到美國共和黨政府相關政策的啟發還是調研中國現實得出的結論？
陳志武：兩方面原因都有，退稅刺激經濟增長也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道理。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已不再是生產能力這一塊，而在民間消費不足上。為什麼民間消費不足？當然是消費者沒有錢。相比之下，2008年上半年政府財政盈餘1萬多億，還有價值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和國有土地可以增值。看到這些，即使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沒聽說美國和新加坡等政府多次退稅的人，也能明白如何做了。一方面是缺錢花的民間社會，另一方面是錢多得不得了的政府，你說，為了刺激消費，帶動經濟增長，該如何做呢？
◎記者：您的方案中，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人才能獲得退稅，這個基點是如何確定的？政府退掉1.1萬億元的財政支出，為什麼能帶動經濟增長至少5個百分點？
陳志武：這裡很重要的一個考慮是，盡量讓退回給社會的稅收立即轉化為消費，以達到立即刺激經濟、啟動增長鏈的效果。因此，越是把退稅集中在社會中低收入階層，其刺激經濟的效果會越好。每月能拿到5000元，是目前中國內地中等收入人群的高端，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數字。我的思路是，對於較高收入的人，即使給他們退稅1000元，對他們的生活也不一定有什麼影響，刺激不了他們的消費。月收入高於5000元的人得不到退稅，是出於社會公正的考慮，最主要是要能夠實現刺激大多數人消費慾望的目的。
美國的經驗是，每向中低收入家庭退稅1美元，大約有一半會很快消費掉。但由於這種消費帶來的收入連鎖反應，一般來說，每退稅1美元，最後給GDP增加1.3美元。在中國，由於食物和基本生活消費仍然是多數家庭的主要消費項，給社會底層退稅所能帶來的消費刺激效果應該高於美國。保守一點計算，每退稅1元，可能會帶來1.4元的GDP增量。也就是說，如果總體退稅1.1萬億元，給GDP帶來的總增量會在1.5萬億左右，相當於今年GDP的5%左右。
◎記者：在企業和個人兩方面，您認為中國哪些稅種的稅率最應該降低？
陳志武：在企業方面，應該取消增值稅、營業稅等，由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取代。在個人方面，個人所得稅的徵收起點應該提高，比如提高到5000元起征，幫助低收入家庭；利息稅應該降低或者取消，資產和證券增值稅不應該推出，這樣能鼓勵更多的個人創業投資。但是，煙酒稅、汽油稅、車稅、高檔奢侈商品稅可以繼續推出。
◎記者：在中國經濟可能面臨緊縮的情況下，稅收卻大幅增長的根源是什麼？
陳志武：部分原因是收稅的效率提高了，使稅基擴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徵稅權、加稅權不受制約，不需要立法機構的公開聽證討論就能加稅，徵稅、納稅雙方談判權利不對稱，稅收不大幅上漲也難。
◎記者：您曾說，政府部門增加稅種和稅率的權力沒有受到實質性約束，應該改革為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推出新稅種和提高稅率的權力，徵稅權至少也要放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是，中國各地經濟社會情況差異太大，統一徵稅權與行政體制改革中地方與中央財政分權的改革方向是否存在矛盾？
陳志武：我之所以提出稅權收歸全國人大，主要是因為鄉以上的政府負責人主要都是對上級負責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把徵稅權下放到省一級、縣一級，政府負責人會更隨意地加稅、擴大稅種。原因很簡單：一方面，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的上級政府，不是地方徵稅權失控的受害者，他們對賦稅痛苦指數不在乎；另一方面，深受徵稅權失控之擾的地方企業和納稅人，對地方官的約束權有限。在地方上納稅人缺乏直接監督權的情況，寧可把稅權上收。
◎記者：關於退稅，學者們已經說了很久，但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您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陳志武：問題出在沒有一個政府部門真正牽頭去推動。財政部當然不會有積極性，到手的稅錢，難道還願意退回去？其他部門有興趣，但是，許可權不在他們那裡。在這種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是其財經委員會，應該擔負起這個責任，提出退稅、減稅動議，並組織公開聽證，要求財政部、發改委等相關行政部門執行，要求他們定期彙報進程並最後執行。
◎記者：您的這個退稅方案獲得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有多高？
陳志武：支持度很高。有些省市級政府很想給當地中低收入家庭退稅、補貼，但是他們不敢冒政治風險，怕「槍打出頭鳥」。他們也很著急。廣東東莞已經這樣做了，這是很好的開端，我希望中央政府能看到「退稅刺激消費，進而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優勢。對這點，我很樂觀，因為中國體制內、體制外的很多經濟專家也都看到了這些道理，並提出了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