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影響。為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滑坡，2008年11月初國務院公布了10條經濟刺激措施，投資總額超過4萬億元。這些措施能否維持8%的增長目標？啟動民間消費、拉動內需的關鍵是什麼？
◎記者：在中國政府目前已出台的經濟刺激措施中，擴大投資仍是主要手段。與1997年金融風暴相比，當前依靠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
陳志武：這次危機跟1997亞洲金融風暴時期不同。外需出口在嚴重下滑，而國內的老百姓又沒錢增加消費，所以，國內外的消費需求都不足，是這次危機的關鍵所在。如果此時的手段不是重點刺激國內的民間消費，而是還把政府資金主要用在基礎設施、工業項目上，到最後，這麼多的工業產能給誰生產、東西有誰買？這麼多的運輸容量把貨物運給誰、往哪裡運？在國內外的消費都下滑的情況下，繼續擴大工業投資、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是低效的做法。
有一個判斷政府投資是否過頭的簡單辦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樓、形象工程是否越來越多。20世紀80年代，沒有幾個地方政府蓋奢侈大樓，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幾年則到處都是。這說明，不能由政府繼續掌握那麼多投資的錢了，是扭轉「國富民窮」局面的時候了。
◎記者：此次出台的10項經濟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則性內容，諸如加快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等。您認為，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在民生方面，中國政府還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設？目前中國的醫療、養老、教育等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人口，原因何在？
陳志武：中國民間消費太少，原因主要在兩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錢太少，政府錢太多，國富民窮；第二是政府開支不受老百姓的監督和制約。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行三項結構性改革，一是民主憲政制度改革，二是減稅、退稅，三是將剩下的國有資產作民有化改革。
不管從歷史，還是從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今天中國民間消費真是稀有的低。首先，在建國初期的1951年，民間消費佔當時GDP的68%，政府消費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間消費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費是GDP的28%。這說明過去幾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財富逐步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裡，讓民間變得更窮，而且支撐這種轉移的制度還沒有改變。其次，跟其他國家比，今天韓國和日本的民間消費分別佔GDP的52%與55%，巴西的民間消費佔59.9%，印度為55%，美國最高，民間消費是GDP的71%。
為什麼會這樣？如果要刺激中國的民間消費，應該進行哪些根本性改革？經濟刺激措施只是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作用，但是，不會也不能從根子上剷除抑制民間消費增長的制度基礎。所以，要轉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沒有別的選擇，必須要進行基礎性制度改革。
◎記者：很多人認為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您是否同意這一說法？
陳志武：挑戰的確很大。以往，我們常談到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性，談到如果不轉型會給經濟帶來什麼挑戰，比如從出口導向轉為內需導向，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轉為消費，從重化工業主導轉為輕化工業、服務業為主導，等等。這些問題這幾年一直存在，現在也有。但今年的情況更為複雜，全球資源型商品價格在猛漲，石油價格比去年漲了一倍多，這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因為中國企業本來就是微利生存。
最近到湖南、江蘇和上海，普遍聽到的是中小企業感覺壓力巨大，因為原材料價格在猛漲，但終端產品提價空間有限，加上新的《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讓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許多，很多企業已經難以支撐。
◎記者：但與之相伴的卻是財政收入的大幅度超收，這樣的局面是否正常？
陳志武：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局面。根據我的了解，在湖南一些地方，他們估算上半年財政收入的增長可能在40%~50%，比去年的31%高出許多，全國的情況應該也差不多。
過去這麼多年中國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經濟領域，沒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進行實質性改革。我認為目前中國最需要改革的領域之一是：政府部門增加稅種和稅率的權力沒有受到實質性約束，應該改革為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推出新稅種和提高稅率的權力，徵稅權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會的層面，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門都有這個權力。這樣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行政部門層出不窮推出新稅、新費。去年財政稅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這樣下去對於企業還怎麼談激勵？如果有一天每賺1塊錢就有5毛上繳給國家的話，企業還怎麼活？而且在個人層面上還有這麼高的個人所得稅，這樣大家都在為抽象的「國家」幹活。
◎記者：去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是5.1萬億，這到底是不是好事？
陳志武：不是件好事。很多學者和官員在看到稅收佔GDP比重的時候，總是喜歡和美國這樣的私有制國家直接比較，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美國只有非常少量的國有企業和國有土地，但是中國土地都是國有或者集體所有，很多重要行業都是由國企所壟斷。有人說國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標誌之一就是央企數目由196家變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這些國有企業涉及的資本額和規模是多大，單純看國企的數量沒有意義。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時候曾經超過1萬億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國政府的規模有多大時，不能只看政府財政稅收有多少，而且也應該把國企利潤和國有資產增值的總額包括進去，這兩者的總和佔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國家的財政稅收佔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則會低估中國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分享中國總收入的三大群體，那麼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如果把政府的國企利潤和國有資產增值都包括進去，收入和財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這就是在徵稅權不受民主憲政制約的情況下，必然會看到的政府佔總收入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的局面，經濟增長的好處越來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來越少。
◎記者：一個過於龐大的政府會帶來哪些問題？
陳志武：問題太多了。如果這樣下去，中國沒辦法稱為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因為政府控制的資源越多、越有錢，政府從經濟增長中得到的好處就會越多，讓民間分享的就會越少，最終在經濟上會表現為產業結構更為重工業化，第三產業發展不足，而個人的生活空間也會越來越小。說到底，一個過於龐大的政府讓人民對政府更加沒有約束力，老百姓沒有一個伸張自己權利的經濟基礎，一方可以隨意用權，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兩邊沒有談判的空間。這從根本上有悖於多年主張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
現在中國很多改革停滯不前，有一個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國有資產太過龐大、政府管制太多。過去我們是在快速工業化，改革初期讓國家擁有社會資源、掌握資源的調配權可能更有利於基礎設施的快速投資、有利於工業基地等的建設，國有制的安排有它積極、有效的一面。但是，現在基礎設施已經相當好，工業產能已經過剩，我們希望轉型發展第三產業並靠內需增長，國有資產太多並且政府收入太高，就是非常不利的了。現在的這種增長模式也沒辦法持續，應該把消費和投資的決策權從政府還給老百姓。而把資產和土地的產權均分給老百姓，便是實現這種決策權從政府還給老百姓的具體途徑，否則中國經濟很難保持以往的增長勢頭。
◎記者：中國的民間財富和國有財富到底有什麼差距？
陳志武：國家發改委曾經估算，到2005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為20.6萬億。如果過去兩年均按略高於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麼到去年底，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這個數字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1/3。
而且伴隨著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政府作為中國最大的資產所有者，其擁有的國有企業資產、公有土地以及礦產資源的增值比財政稅收更大，增長速度更快。
◎記者：但是中國前幾年一直有警惕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您怎麼看待？
陳志武：那個爭論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爭論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只看到「國退民進」中的方法問題，所有的指責都放在MBO的手法問題上。在對行政權力監督缺位的條件下進行管理層收購，那會帶來問題，這一結論當然會成立，這不奇怪。但是，我們知道，在沒有民主憲政的社會裡進行國有資產的民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