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崛起，中國到底要以什麼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是以「儒商」的姿態沖入世界，還是以建設性的「軟實力」融入世界？
◎記者：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崛起，軟實力的問題被業界提了出來，一些新儒家學者聲稱要「以夏變夷」、「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您對此有何看法？
陳志武：中國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的確從許多方面對世界產生振動。有一點是肯定的，絕大多數西方人是很願意看到中國人的生活環境和條件越來越好的。不管是在美國、西歐還是其他國家，人們都希望中國人日子越過越好。之所以有的人把中國的崛起看做是威脅，絕對不是因為他們不願看到中國人生活得更好，而是因為中國在海外的形象和軟實力方面有些欠缺。現在世界是平的，互相之間除了經濟貿易、政治交往以外，甚至很多國家海軍、空軍也互相交流，國家的距離不像原來那麼遙遠，大家都希望有更多透明度、更多同質價值，這樣才放心。
那麼，中國到底要以什麼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我們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中國增強軟實力？這是非常迫切的問題。一些人就覺得應該輸出儒家「以和為貴」、「中庸」的思想，不要「為富不仁」這樣的理念，到海外去宣講，以此提升中國軟實力。我個人覺得這並沒完全抓住要點。因為大家最大的擔心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透明，也沒有足夠多的問責，這背後決策的邏輯和程序都拿不準。大家對這樣的國家的軟實力有擔心。另外一方面，增加軟實力的辦法恰恰不是去向其他國家推中國特色的東西，而是更多地講大家的共同點。這就像你到一個朋友家裡，你不會去講你跟他多麼的不一樣，你肯定會講你跟他多麼的一樣，因為一般人交朋友的時候共同話題一多，看問題的方式、價值取向一致，一下就成朋友了。如果像新儒學家們講的，要用中華文化整合世界，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交朋友還是去征服別人？這不但不會增加中國的軟實力，不會改善中國在海外的形象，反而會惡化。
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很多的想法。我覺得一些研究文化的人，他們沒有很好地去理解各種文化背後的成因到底是什麼。如果沒有把文化背後的成因搞清楚——為什麼是這樣的文化，而不是那樣的文化——最後總是以文化談文化，就永遠也走不出這個死胡同。所以我覺得一方面，研究文化的人應該走出這個研究怪圈，更多地走出文化領域去了解文化的成因。而一旦認識到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昨天那樣了，當初環境產生出來的這個文化、價值觀也許就用不著了。
第二個方面，研究文化的人總喜歡說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國家，有幾千年的歷史，曾經多麼輝煌，這些是對的，但不要停留在這些言論上自我陶醉過度，那畢竟是過去。外國人這麼說往往是為了讓我們中國人高興。我覺得這些可以講，但講太多了反而成了負擔，成了一個阻止我們前進的包袱。
特別是過去一兩百年，這個包袱總是扔不掉，過去的輝煌讓我們難以客觀面對今天和未來。總覺得這麼悠久的歷史，這麼大的文明古國，我們應該去拯救世界。所以，聽到這些人呼籲以中華文化整合世界的時候，就覺得他們除了不理解文化的成因外，也不一定理解外部世界到底需要什麼東西。所以，他們以為儒家文化就是最好的，不管人家是否需要這些文化，就向外推。這使我想起「文革」的時候，那時經常學習的一句話就是，「世界上的人們，尤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著我們去解救他們」。當時真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情況是什麼樣。這聽起來當然讓人激動，使命感真的很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後，現在發現，也許這個話在當時應該反過來講，中國和印度這些文明古國反而是最窮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們才是應該被解救的對象。所以，今天再講這類話的時候，最好不要讓人笑話，不要我們一有點東西就又要去整合世界了。還是先把中國自己的問題解決好吧，解決好中國自己的問題就是我們給世界最大的貢獻。
其實，偌大的世界裡面，中國只是一小部分。這些年跑過許多國家，走的國家越多，越讓我感覺到世界之大。身在中國，往往難以想像除了中國之外世界還會有什麼別的更值得一提的地方。走出中國之後，你會發現原來國外還有國。除了歷史悠久之外，中國到底對世界的貢獻有多大，有沒有跟我們的人口成比例的那麼多？
以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成就為例，許多人把功勞完全歸結為這兩代中國人，而且都是中國人自己做出來的，任何一點功勞都不給西方國家。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如果不是晚清洋務運動開始引進西方工業技術，如果不是民國時期建立的紡織業、製造業以及現代金融體系，如果不是晚清辦新學讓後來一代代中國人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沒有那些基礎積澱，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成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國GDP的52%來自工業，那麼工業技術又是誰發明創造出來的？為中國提供了9500萬勞動就業的製造業從哪裡來的？我的意思是，製造業是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的，並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創造發明。有人還會講，中國的電信行業、電力行業、石油行業都非常大，就手機一項一年就銷售好幾億部，這些行業佔GDP的比例也非常高。但是電信、電力、石油這些技術從哪裡來的？還有電腦與互聯網，鐵路、公路和空運，這些東西實際上都不是中國創造的。所以，客觀地說，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當然主要取決於中國人，但是如果不是從洋務運動開始引進這些西方的工業與技術，中國不會有今天的汽車業、造船業、航空業、電力業、電信業、製造業、石油業、證券金融業等，這些行業已經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中國傳統經濟的核心——農業，只佔GDP的15%不到。
因此，我們應該繼續虛心學習，學習如何更有建設性地進入世界，而不是以「文革」紅衛兵的姿態沖入世界，說要去「整合世界」。客觀講，世界過去500年里的「強國」中，從葡萄牙到西班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再到德國、美國和日本，沒有一個是那些常年沉浸在輝煌歷史中的「文明古國」，不是希臘，不是埃及，不是印度，為什麼呢？「文明古國」的通病是它們拋不開歷史自豪感這種包袱，高貴得無法「入世」。中國這回能丟得下這個包袱嗎？能客觀審視自己的弱點和優勢嗎？
◎記者：假如說美國的崛起向世界貢獻了一套「民主」理念這樣的軟實力，那麼中國崛起的話，這種東西可能會是什麼樣的？
陳志武：我覺得，中國今天不一定要先想好給世界帶來什麼新理念，覺得非要把世界升華到另外一個高度不可。現在用不著那麼急，因為中國才剛剛發展起來，主動進入世界才28年，中國對世界歷史、對世界秩序的了解別說一半，可能更低。所以，在還不完全知道世界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應該繼續做學徒工，不要覺得是師傅了。
◎記者：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形成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過去曾有一個時髦的詞來形容他們，叫儒商，您怎麼看待儒商和儒家文化之間的關係？
陳志武：雖然國內有各種關於儒商的論壇，但，什麼叫儒商？什麼叫華商？10個人就有10種說法。很多人會說，儒商指的不是孝道這些東西，而是更強調仁義理智信，不要為富不仁，要以和為貴；不要為了自己多賺1分錢就傷了大家的和氣，中庸就可以了。其實，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講誠信、講仁、講義氣的話，不管是華商、儒商還是歐洲商人、美國商人，任何國家的商人都會提倡，否則市場交易難以長期進行，這並不是儒商特色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商學院教商業倫理等。
也許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樣的就是強調以和為貴、中庸，但是這些行為哲學跟商業創新、技術創新是互相矛盾的東西。換句話說，事事求中庸、以和為貴，這些正是過去兩千多年抑制中國商業發展、抑制創新的文化哲學根基。因為中庸是要「槍打出頭鳥」，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獎勵、激勵「平庸」，以和為貴是要你放棄對屬於自己的利益和權益的追求。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宋朝「四大發明」以後創新總是上不來的原因——我們總是強調每個人都要聽話，順從，以和為貴，凡事不要那麼認真，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把最好的能力發揮出來，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來經商的話，就是要把中國經濟這些年好不容易出現的創新精神與創業活力重新壓下去。如果沒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麼能有根本性的發展？
儒商的另一個特點可能是事事講關係，強調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動不動就講法律、講合同。這種作交易的方式對於農業社會裡小打小鬧的生意來說，對於小範圍的生意，問題不會太大。但，對於市場範圍、交易規模被現代技術大大擴大了的今天，這種方式問題會很多。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東南亞商人、韓國商人做事情當然喜歡講關係。當年發生危機的韓國、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