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6日，記者接到陳志武教授的電話。他說剛參加完一個主題為「中部崛起」的研討會，會議上，來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人員濟濟一堂，對「中部崛起」戰略進行交流和探討。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對區域發展戰略非常熱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熱衷得多。」陳志武說，「大家一窩蜂地談政府要成立這個、干預那個，興奮的勁頭讓我很吃驚。」在陳志武看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權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當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邊的一位專家表達時，這位專家說，「你們這些搞經濟的，如果不搞出點戰略規劃，還有什麼用？」這時，陳志武才意識到，自己是「異類」。由於長期在國外工作，陳志武較少參加類似活動。當他看到有這麼多的學者和官員對區域發展戰略如此熱衷時，很難再保持沉默。
◎記者：您參加的這次會議的情況怎樣？
陳志武：這是關於「中部崛起」系列研討會的一個分會，接下來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開，或者已經開過了。
這次去長沙以後，我感到在北京的經濟學和相關的政策圈子裡，大家關心的問題和視角跟省會城市裡面的學者和決策層關心的問題和視角，差別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層意識到過分的政府干預，只能是產生更多的扭曲和不平等，使區域間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導致更多的資源浪費，更不用說導致更多的尋租機會和腐敗等等一些問題。但是到省一級或者地區一級的話，人們的觀念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跟計畫經濟時代差不多。多數的省會城市在思維上還是相信什麼東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北京和上海這種大城市與各省會之間的觀念、視角差別都這麼大，這本身也表明過去這些年不同區域的經濟機會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以致於像長沙、太原、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都沒能分到一湯勺。這說明通過原來的財政部與計委系統、現在的國有銀行與發改委系統確實把全國的資源集中起來做發展了，只不過這些發展集中在北京、上海等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數目眾多的省城、區城、縣城、鄉鎮和農村，這就是機會不平等。
在湖南的會議上，有一位官員講了這樣一個觀點：「政策是最偉大的」。他舉例說：沒有政策怎麼會有深圳？沒有政策怎麼會有上海浦東？沒有西部大開發的政策，西部經濟崛起怎麼會有希望？所以他主張國家要比照「西部辦」、「東北辦」的規格，成立「中部崛起」辦公室，以落實優惠政策，把更多的資源向中部省份傾斜，等等。開完會後我想了很多。與會的人士一窩蜂地希望政府干預這個、干預那個，但是沒有人去好好想一想，過去這麼多年，在國家強大的行政干預之下，中部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麼好處？今天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說到底，等到中部這些省份都得到特別照顧的時候，全國各個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顧一遍或者同時都被照顧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話，就沒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這樣的。
◎記者：為什麼會這樣？
陳志武：因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來調配資源的話，最後的結局一定是：在全國的省市之間，經濟最好並且最引人注目的省市和經濟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處，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麼也得不到。
道理很簡單：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要考慮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這些具有符號意義的城市，既是高級官員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遊客經常光顧的地方，把它們建設好、經營好，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有利於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這些城市不會被忽略。而把全國資源集中起來由計委調配的這種制度結構，又恰恰使超度集中發展這些標誌性城市變為現實，這的確是以前的朝代所無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權的官員把資源投放在偏遠地區的話，即使那裡的經濟被改進了很多，也不會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對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來說這沒有好處。只有當偏遠地區的居民生活水平實在太低、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的時候，才會引起資源分配部門的重視。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開發戰略。那些窮省最後會被照顧到。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中等發展水平的地區和省份，因為兩邊都不靠，往往得不到優惠，反而要做出犧牲，被忽視。
◎記者：您講到行政官員在資源分配上會有傾向於少數幾個大城市或者標誌性工程的偏好，那麼人們會問，他們手裡掌握的資源是什麼？
陳志武：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如果沒有目前計畫色彩濃厚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存在，行政官員們的這種偏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害，造成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狀況扭曲和不平等也不會這麼大。
道理是什麼呢？我們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做一個對比。當時清朝政府沒有國有銀行體系，到1898年時，國家投資辦的第一個戶部銀行剛開始做。那時候，中央政府沒有任何能力把全國老百姓的儲蓄或金融資源通過任何方式調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來支配和決定怎麼樣花。政府即使想重點發展北京，重點發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們喜歡的地方，也很難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個地方當年可能不一定那麼富，但是不管怎樣，一百年前當地農民的積蓄，一個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間做借貸；還有一個是通過錢莊把這些錢收集過來以後，又投放到本地的企業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像，那時候全國各個地方間的經濟增長機會和發展水平，總體是比較平衡的。因為本地的資源基本上被用來發展本地的經濟、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稟賦決定各地的發展，而不是通過行政權力扭曲後的不平等方式發展。
但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現在農村的居民也有相當多的儲蓄，他們的錢通過在全國2800個縣城裡的國有銀行分支機構吸收進來，相當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會的工行、建行、農行、中行總部和分部，來統一調配這些金融資源到底投入哪些項目、由哪些企業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農村存款占所有農村存款的36％（農行特殊一些），但是從農業貸款的比例來看，工行、中行、建行在農村的放貸占各金融機構在農村的總借貸的比例還不到2％。這說明國有銀行到各個鄉、各個縣吸收存款以後，把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國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結果是：不同地區間、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它省份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在相當程度上國有銀行的壟斷加重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不平等。
我做這樣的比較，並不是主張把各地的金融市場分割開來。我想強調的是目前的金融資源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國有金融機構統一匯總以後，在分配機制上，如果不是根據市場導向、根據市場價格體系來決定這些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裡，而是簡單地由一些行政官員做配置的話，最後很多非市場的人情關係因素，可能會決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資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資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資源。
◎記者：話說回來，如果沒有政策優惠，那些自然條件不好的貧困地區怎麼辦？
陳志武：扶貧在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迴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貧。拿西部大開發來說，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錢，至少有幾千億吧？把這幾千億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會怎樣呢？據我的了解和觀察，最後會是在西部做幾個大的標誌性工程。但，幾個標誌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影響到西部這些省區的真正窮人呢？對他們可能有一點點輻射效應，但多數家庭不會感受到。
首先，從經濟角度講，本來就不應該在西部建這麼多工廠和工程。因為那裡的運輸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運過去，還要把產品運出來，陸運費用很高，運輸容量也低。到今天，海運和水運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貨運方式，這是靠「愚公移山」改變不了的鐵現實，沿海經濟歷來很發達，是有它客觀的經濟道理的。此外，在投資環境等其它因素上，西部的生產成本與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資，效益很難保證。企業不願到西部地區投資，一定有經濟上的道理。政府與其違背市場規律硬往那邊投資，不如把這些錢重點放在交通運輸條件很方便、投資環境成熟的其它地區。
其次，在當地建幾個大工廠、大公司，修幾條公路，也許可以提供幾千甚至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為當地的GDP增長做出貢獻，會改變幾個宏觀經濟指標。但是，與幾百萬、幾千萬的貧困人口相比，這樣的改變實在是微不足道，很難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貧困生活。
所以，與其把幾百億、幾千億的錢砸在幾個大的標誌性工程上，還不如選擇一些更好的扶貧救濟方式。一種方式是對很貧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