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成就世人公認。但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比如，經濟中正出現新的國有化——國進民退，還有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這些政策的後果是什麼？
◎記者：前些年大家還強調「國退民進」、「小政府大社會」理念，但現在中國經濟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您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陳志武：以前關於國企是否應該民營化、私有化的討論，只停留在國企和民企誰的資產回報率更高、誰的效率更高這些標準上，好像只要國企的效率跟民企一樣高就行。但那是一種非常狹窄的標準。比如，今天許多人抱怨中國經濟增長這麼快，但普通大眾的收入和生活狀況不見得有太多改變，他們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大家喜歡把注意力放在分配製度上，說資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最大的資本家是誰？是國家，具體講，是國資委和財政部。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製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極少部分，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社會中的貧富差距的確在擴大，但國家與民間之間的貧富差距以遠遠更誇張的速度在擴大。
如何理解這一點？以美國為例，過去十年里，美國家庭累計儲蓄1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小。但是，如果我們看看美國土地、企業資產、房產等等，把所有資產的升值加在一起，那麼，過去10年里，美國家庭累計資產升值總額為35萬億美元。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來做比較，你發現，資產性財富增長跟勞動收入儲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們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人把勞動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錢很少，因為有了這麼多的資產性財富增長以後，美國人不需要去儲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消費內需這麼高，可以為美國、中國、日本、韓國等的經濟增長提供推動力。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是美國所有的生產性資產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這些資產收入和增值都直接屬於私人，通過資本化、金融化的發展使美國人可以把土地、生產性資產隨時可以變現，隨時能轉換成消費或者再投資。私有制，使美國人的消費增長不僅跟勞動收入直接掛鉤，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資產性收入、跟資產增值掛鉤，在資產性財富和私人消費間的距離幾乎是零。私有制是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基礎。
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產性資產也國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老百姓消費跟土地增值、跟資產性財富增值、跟資產性收入沒有關係。如果中國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長的話，土地和資產的價值應該在以超過10%的速度在長，可是，這些增值對國內家庭的需求增長几乎沒有影響，因為那些資產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個人所沒法花或做再投資的。初步算，到去國有土地的總價值約為50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誌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按13億人口算，人均國有資產財富6萬元。假如這些資產價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長，一年會增7.8萬億元，這部分財富增值如果分到個人頭上，那麼每個中國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國公民都算在內了。也就是說，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小孩一個，每戶五人，那麼，這些財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層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萬元！
資產性收入呢？即使不考慮土地收入、不考慮地方國有企業的收入，僅央企去年的利潤就為9800億元，分到13億人頭上，這又多了753元。每戶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是，我們知道，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資產增值和收入是可以想像，但因為是國有而拿不到手，更是無法由私人花的。任何一個正常的中國人都不會說，「因為這些國有資產增值、國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錢，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錢了」，沒有一個正常的中國人會這麼想。因為大家知道，在國有制之下，這些資產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錢沒有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只要國有制、公有制在中國經濟中唱主角，經濟增長所能帶來的內需就遠低於本來可以有的水平，未來的增長還必須依賴出口市場。私有制之下，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可以轉變成新的內需增長，而在國有制之下，這鏈條就給卡住了。
◎記者：國內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國有企業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把國有企業掌握的資源減少，多少可以避免「第二次國有化」越來越強化的趨勢。您是怎麼看待這個說法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企業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里盲目擴張，去搶佔本來屬於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這樣做從根本上不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麼花？用什麼機制去監督它？這種分紅並沒有把任何一分錢分到中國公民的手裡，對內需沒有影響，是換湯不換藥。財政部不是沒錢花，去年的財政收入就漲了31%，到5.1萬億元，他們的錢太多，而老百姓的錢太少。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將公有土地和國有資產全部私有化，把這些財產權分回給中國公民，讓他們不只從勞動收入中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且能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這樣才能糾正目前「國家越來越富、民眾相對越窮」、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記者：關於私有化的問題，恐怕不只是認識上有障礙。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要想決策層進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實際上，現在的壓力或說進行這種私有化的必要性已經很高。
第一，由於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滯漲或者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必須想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地走出來，這次，如果能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分到老百姓個人，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必須轉型，重型製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畫經濟下，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製造業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今天的中國還基本如此，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頭都屬於國家的、由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製造業和重化工業。相比之下，如果通過資產私有化把國有財產、土地還回給老百姓，資產增值後老百姓家庭的消費會跟著增加，他們的消費需求必然更能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私有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麼花，最終會決定該經濟的產業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份量越重，對法治建設的威脅就越大。換言之，為了法治發展，中國也應該私有化。如何理解這點呢？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現，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麼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別想有平等競爭，也別想有法治。道理很簡單，國有企業後面的股東是國家，國家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可以隨意修改法律法規、可以根據其意願解釋法律和各種政策的機構。所以，有這樣一個掌握絕對特權的股東在背後，國有企業只要進入任何行業，那個行業的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就沒法平等競爭了，一旦有法律糾紛，法官跟國企是一邊的，同屬國家機構，你說法官會平等對待國企和民企嗎？更何況國資委還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呢。
比如，幾年前，中石油、中石化擠掉民營加油站的事就很典型，這兩家國企通過國務院出台一些法規，要求在一平方公里範圍內不能有超過多少家加油站，最後逼著民營加油站必須以一個象徵性價格賣給中石油、中石化。別的行業也是這樣，只要國企一出現，它們就可通過法律法規把民企擠垮。
最近了解到，在造船行業中，國家發改委規定十萬馬力以上的輪船發動機，必須經發改委的審批才可以造。表面看，要發改委批，那申請一下不就行了嗎？但實際上，發改委這些年的做法是，把這種大型發動機的製造和造船機會基本只留給大型國企，不給民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