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教授，您讀了7年的計算機，卻放棄了計算機專業去做金融經濟學的研究。您當初怎麼會從一名計算機系的學生變成金融系的學生？在這之前您好像也沒接受過經濟學方面的訓練，是什麼改變了您的學術取向？
陳志武：我大學畢業後，到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是計算機專業。大概在1984年，我念了一年半後就發現自己對計算機工程沒多大的興趣。也許是湖南人的緣故，我對國家有比較高的責任感，我當時想用書里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當時我的朋友崔之遠在國防科技大學數學繫念書，跟他的接觸讓我更加對用數學的方法研究民主機制的問題產生興趣。那個時候他寫了些論文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教研所主辦的《政治學研究》上發表，論文主要是介紹當時的西方數理政治學方面的學科。後來我和崔之遠翻譯了阿羅的一本著作《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收入「走向未來」叢書。那時我就覺得自己應該放棄工程，慢慢轉入另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用數理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民主和政治的問題。
1985年秋季，我就決定不作系統工程方面的研究了，而是申請美國的一些大學。當時我就給耶魯大學的一位老教授寫信，問他能不能申請到耶魯大學攻讀這方面的博士學位，他說可以。我沒有參加托福和GRE的考試，因為當時中國的外匯管制很嚴，參加這些考試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給耶魯大學負責招生工作的教授寫信說明原因，我向他們解釋之後，他們答應讓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試，還給我獎學金把我錄取了。要選專業的時候，我問崔之遠我應該選什麼專業，崔之遠告訴我可以選finance，但是當時我連金融（finance）這個詞都不清楚是什麼意思。崔之遠當時給了我一個解釋，但我還是沒有搞清楚這個解釋是什麼意思。我就是在這麼一種狀況下去了美國。
去了美國以後，發現由於我在國內是工科出身，這種理工科學習的思維方式對我後來在耶魯學習金融經濟學很有幫助。去耶魯之前我在國內沒有學習中國的經濟學，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好處而不是害處。若當時我在國內學習經濟學的話，那我的思維就被固定下來，這種情況只會讓我在美國學習經濟學更困難。我在美國從零開始接觸經濟學。
◎記者：從當時的中國社會進入美國的花花世界，有什麼樣的困難？
陳志武：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差別很大。我去美國的時候沒什麼錢，按照當時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兌換了幾十美元就上路了。去了以後，陰差陽錯地得到了在耶魯讀書的中國同學的幫助。當時最大的困難是英文，在國內時聽《美國之音》的英文廣播，聽別人講，慢慢熟悉聽力了，但是真正自己說話，那時障礙還是很大。對於剛開始去美國的人來說，想了解英文，最主要的方式還是看電視，多參加一些晚會，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多看一些報紙。
當時的《紐約時報》對我啟發很大，美國電視台的新聞頻道也非常多，那些電視節目對我的英文幫助非常大。因為美國的電視節目裡面經常會採訪一些不同的人，有一個是ABEWS的叫作Nightline的訪談節目，對最熱點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展開不同的討論，這些節目讓我從不同的角度了解美國社會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
◎記者：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多年以後，您覺得從那邊學到了什麼？
陳志武：感受最深的還是美國人為人處事的方式。1986年去美國之前，中國對美國的了解還是非常少的，去的時候有很多東西不了解。比如，我們可能覺得美國人的性生活方面很亂，隨便得很，其實並不是這樣子。我們很多中國人覺得美國人不太重視家庭生活，只顧自己。其實到美國以後發現，美國人對家庭重視的程度至少不低於中國人。絕大多數的美國家庭非常在乎周末或過節的時候全家一起去度假、一起吃飯，等等，這都是很重要的家庭活動內容，讓大家感覺到是一個團體。這一點與我當初的印象反差很大，去美國之前的想法和實際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美國的慈善奉獻也是我所看到的不同的地方。與中國、日本甚至歐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美國人對福利和慈善機構的捐獻非常主動，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私立大學、私立醫院、救濟組織的原因，這些機構是靠人們自發的捐贈運作下去的。隨著人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準越來越高，在中國更多的人應該也會發現，如果社會上的弱者——不那麼幸運的、不成功的人們——得不到別人救濟的話，對整個社會來說，最後是會反饋回來、變成大家的一個包袱的。因為有錢的人，自己日子過得非常富足，但是同時，你走出門一到街上看到那麼多很窮的人無家可歸，這種反差會很大，哪怕是有錢的人心裡也會很難受的。
◎網友：您原先著重於金融學的學術研究，後來才開始對中國金融問題作研究和發表自己的看法。您覺得之前的純學術研究對您現在對實際問題的研究的幫助在哪裡？對報有「經世濟民」想法的人，從事經濟學、金融學學術研究還是從事公共管理研究，哪個更為合適？
陳志武：今天我一點不後悔從1986年到2001年從事基本都是純學術的研究，包括推導許多數理模型、寫了不少實證研究論文，這些研究經歷不僅讓我有機會練習出一套嚴謹的研究習慣，而且從根本上在我腦袋中培植了一套分析經濟問題的框架，這種分析框架對我目前針對實際金融問題、經濟問題作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具有決定性的。比如說，儘管我現在也談到憲政、文化、新聞媒體等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圍繞著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消費與投資優化問題這一核心數理模型而展開的，因為這個模型中總是假定已經有許多證券投資品種在那裡供人選擇，但是問題是這些金融證券品種是怎麼來的、靠什麼支持的？假如沒有這些證券品種，人們會怎麼辦？有了這些金融、證券品種，對人們一生效用函數的最大化又有什麼意義？尤其是具體到對個人的生活這種意義表現在哪些方面？為了發展外部化的金融證券品種，我們又需要什麼制度機制呢？等等。
所以，我個人覺得你以後想從事實際經濟政策的研究，也應該先從扎紮實實的純學術研究開始。那種基本分析框架的訓練和培養，是無法被取代的，否則你對經濟的理解很容易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傾向。
◎記者：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如果中國要長時間地保持這種繁榮，是靠地大物博，或者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還是要靠別的資源來保持這種發展？
陳志武：我們可從三個方面看待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制度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資本（包括礦業、農業與林業）。中國有很多勞動力，有有限的自然資源資本，但缺乏有利於市場自由交易、有利於金融創新的制度資本，這包括對產權的保護不夠、合同無法執行、司法不獨立與低效、新聞媒體不獨立等。在今天的世界，自然資源資本不值錢，礦業、農業與林業的東西都不值錢。在只有很多勞動力，卻沒有很好的制度資本支持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定位必然只能是在實物的生產和製造業上。
我研究了世界90多個國家的數據後發現，自然資源比如黃金、銀、石油和天然氣儲藏量越多的國家，反而是目前人均國民收入比較低的國家。自然資源和土地的多少已不再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地方人均收入的最重要因素。我的研究是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資源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到底是什麼東西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呢？答案是：制度資本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經濟經過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通過製造業為主要出口導向的出口模式，到今天，這種發展模式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知道製造業消耗的能量和資源都很多，而且對環境產生很大的污染，若是按照這個模式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和環境根本承受不了。另外從就業角度來說，靠製造業來增加就業機會會越來越困難，實際上過去幾年中國靠製造業增加的就業機會就越來越少了。因此中國必須轉變過去的增長模式，從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轉變為以服務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線的發展模式。
比如，金融證券行業的發展能改進整個國家的資金與資源配置效率，能發動更高層面的經濟價值增長機器，能夠使中國從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經濟升華到一個以金融經濟為核心的工業社會。但是，除非能進行促進市場交易的制度、機制變革，比如進一步開放新聞自由，否則那隻能是可望不可及的。2002年以來，我一直在研究，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有不自由的新聞媒體而同時能發展它的資本市場和更廣義的第三產業？得出的結論是否定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缺乏新聞自由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個象樣的金融經濟。
道理很簡單。我們在經濟學上經常說，一個市場交易環境下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