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時間裡，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就在於由政府及時做出調整，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及時撥回到民富的軌道上來，其終極形態在於儘快讓民眾富裕，及時建立起足夠大的中產階級階層，實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富時代，唯有這樣，才是在新一輪經濟衰退中保身避禍的唯一法門。
主題介紹：歷史上的福利經濟學——民富時代的來臨
有關經濟形勢的變化，總是出離大多數人的預料之外。
就在人們以為2008年的中國經濟將會迎來火爆的一年時，卻突然迎來了全世界經濟的低潮與泡沫。
在這樣突如其來的一場經濟危機中，中國實體經濟所受到的衝擊程度之大，甚至於超過了危機的策源地，許多行業、企業的生存，甚至成為了亟需面對的問題。
正如我們前幾章中所分析的那樣，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於中國對於經濟變化的趨勢，缺少足夠的前瞻性與預測性，另一方面，中國特有的經濟結構缺陷，使得民眾難以實現富裕，也就難以形成足夠的需求，於是造成了我們的過剩產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來釋放，當國際經濟出現危機時，我們受到最猛烈的衝擊，也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的那樣，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的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是美國同行業工人的4%，這一數字僅僅相當於韓國1975年的水平，事實上，即使在墨西哥這樣的拉美欠發達國家，其生產工人的工資，也是中國工人工資的三倍有餘。
正因為如此，對於中國而言，由於民窮而導致的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只有切實做到民富，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出路。
當國家切實著力於發展國民經濟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全民財富時代的到來。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故事，可以用來佐證這一觀點的正確性。
在聖人孔子門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據根據《論語》的記載，魯哀公曾向他請教解決荒年國家收入不足的辦法，有若的建議是——在魯國的範圍內實行徹法。
所謂的「徹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稅收標準，也就是百分之十，而當時魯國的稅收額度是百分之二十，這種由多到少的變化，自然引起了魯哀公的驚訝與反對。
在魯哀公看來，百分之二十的稅收，尚且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更何況將稅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對於這樣的質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夠富裕，國家怎麼會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國家又怎麼可能富裕？」
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富民與富國關係最早的理論闡發。
按照這樣的觀點，國富的標誌，無非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在賬面上有大幅度盈餘，而這種盈餘的來源則是民眾生活、生產的盈餘，當國家對民眾盈餘的抽取超過一定限度之後，必然使得民眾的生活與生產難以為繼。
因此，爭取一時的「國富」，無疑會使日後國家的財政收入變得更加緊張，民眾貧困，國家也就自然無法實現富裕的政治目標。
反過來，假如民眾富裕，就會引發其消費的新高潮，從而使經濟產業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樣一來，即便國家採用較低的稅收標準，也會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這也就是說，國家的富足，取決於民眾所擁有的財富總量。
事實上，這一觀點的核心，正符合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福利經濟的概念，其本質是由國家來履行自身職能，在幫助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從中獲取歸屬於國家的份額。
就長遠的目標來看，國家在國家宏觀經濟中實行福利經濟的模式，勢必能建立起長效的發展機制，在經濟生活中與民眾站到同一個層面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標。
從道理上講，越是繁榮的國民經濟，就越是需要國家來為其提供環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環境足夠穩定，才能夠引發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反過來，只有國民經濟足夠發達，才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實物財富與貨幣財富，才得以支撐國家財政的穩定性，滿足國家正常的財政開支。
中國經濟發展的頭號障礙，正是基於內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層的根源只在於民眾貧困，在於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
事實上，當我們的經濟以迅猛之勢增長的時候，我國居民的工資收入卻長時期在低水平線上徘徊不前。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顯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時間裡，中國的人均產出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63.4%，這一數字已經遠邁印度的26.9%和東盟的15.5%。然而，這樣高的增長率，卻絲毫沒有體現在工資收入的增長上，這也就說明，隨著財富分配機制的偏差，無論勞動生產率有怎樣的提高，民眾卻都享受不到這種提高的成果。
當我們的財富分配機制沒有能夠大規模地向個人和企業傾斜時，就意味著困境的出現。
任何困境的開端，都代表著調整的開始。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時間裡，我們所期盼的目標就在於由政府及時做出調整，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及時撥回到民富的軌道上來，其終極形態在於儘快讓民眾富裕，及時建立起足夠大的中產階級階層，實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富時代，唯有這樣，才是在新一輪經濟衰退中保身避禍的唯一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