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不僅具有緩衝貧富分化的社會功能，而且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的中國，這種功能就更顯得珍貴。除此之外，中產階級所秉承的倫理道德觀，是基於均衡社會條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調在於維護社會的穩定，保證生活的富足，弘揚一種積極進取的社會文化。
主題介紹：理想社會的模型——不均衡的社會——一個階層的示範作用
在過去的十年中，互聯網業的發展，帶來的是網路文化的極度繁盛，除了醞釀出無數流行文化的符號之外，關於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的大討論，也同樣構成了網路文化的一大特徵。
在網上的一些論壇中，我們隨處可見這一類問題，最終形成了兩派甚至數派的爭辯，而假如我們把這些看似紛亂的問題做一總結，那麼其爭論的焦點就只有一個。
怎樣的社會，才是一個最合理的社會。
對於這個命題，每一個人都存在著不同的認識，然而這並不是構成爭論的根源，因為對任何一個命題而言，其結論總是唯一的，區別只存在於證明的過程之間，而假如一個命題不存在唯一的結論，那麼這個命題必然是偽命題無疑。
不幸的是，關於社會合理性的命題，恰恰是一個結論頗多的偽命題。
不過，對於這些莫衷一是的結論而言，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無論怎樣的最終社會形態，假如它是合理的，那麼它就勢必是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的，反過來說，一個得到了絕大多數人認可的社會，就意味著它的合理性。
這樣的社會存在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西方經濟學的體系中，其理想社會的形態正是這樣的。
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中，理想社會的狀態應該是這樣的：所有事物中的有關變數處於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產生這種狀態的原因，是因為各個方面的力量能夠互相制約和互相抵消，各個方面的願望都能得到滿足。
由於這種社會形態的均衡性，因此它還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均衡社會。
當我們了解了上面的概念之後，一個新問題就又向我們走來。
當下的中國社會，是否符合均衡社會的標準呢？
我們很想對這個問題做出肯定的回答，然而現實的殘酷，註定了這個肯定的答案，只能成為我們美好的願景。
對於一個社會而言，其是否達到均衡狀態，是很容易判定的。
比如說，在一個均衡社會的條件下，國家的稅收標準，既可以保證國家的必要財政開支不至於出現赤字，又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以免對民眾的收入造成傷害。
再比如自然資源的分配方案，在均衡社會的條件下，既可以保證國家的自然資源不至於出現過度流失，保證國家在國與國的博弈中掌握足夠的戰略資源，又足以保證民眾可以享受這些自然資源所帶來的福利。
還有宏觀經濟的增長，在均衡社會之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應當同時存在著內外兩種循環體系，以內循環作為增長的原動力，外循環作為增長的助燃劑，換句話說，就是要以健康的國民經濟作為主導，以外貿經濟作為補充。
除了上面這些範疇，均衡狀態所能應用的主體還有很多，而無論是這些主體中的哪一個，無不體現了均衡狀態的內核：讓各個方面的願望都得到滿足。
當所有人的願望都得到了滿足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需求被降低到了最低水平，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社會波動。
經過前面的探討，我們了解到的現實是，舉凡均衡社會的標準，我們極少能夠達到。
之所以在中國沒有出現均衡社會的形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社會體系結構存在著嚴重不合理的現象。
在中國，為數眾多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人群，構成了社會體系的底層，而為數極少的權貴階層，則居於這個社會體系的頂端。前者以最多的人口基數，卻掌握了最少的社會財富，後者以寥寥無幾的人數，卻將大部分社會財富收攬懷中，當這種不均衡的狀態與底層民眾的需求結合起來的時候，就構成了今日中國頗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很明顯，對於中國當下的社會體系而言，來自於上層建築的壟斷，與來自於底層民眾的需求，構成了強烈的衝突。
而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個——擴大中產階級的數量。
中產階級不僅具有緩衝貧富分化的社會功能，而且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的中國，這種功能就更顯得珍貴。
除此之外，中產階級所秉承的倫理道德觀，是基於均衡社會條件所建立的，其主基調在於維護社會的穩定，保證生活的富足，弘揚一種積極進取的社會文化。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在當下的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還遠遠未能達到實現其功能的水平。
對於中產階級的壯大而言，其基礎是建立在收入之上的，可以說，只有當一部分民眾的收入較大幅度地超越了社會平均標準之後，所謂的中產階級才會在真正意義上形成。
而保證民眾收入的超越，就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來作為保障，一是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其二是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
而這兩點，我們做得還遠為不夠。
基於上面的探究，我們就了解到了這樣的事實。
在一個均衡的社會體系中，必須保證足夠大的中產階級存在，而就目前來看，儘管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社會裡中產階級的數量正在不斷增加，然而比起來中國人口的龐大基數，這種增加的速度實在是過於緩慢。
除此之外，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我們的中產階級還未能形成獨立的力量，這既表現在經濟實力上，也同樣表現在這一階級的觀念上。
就當下中國而言，大凡在收入上符合中產階級標準的社會群體，無不嚮往著更高層面的物質生活，而這樣的要求是與均衡社會的宗旨相衝突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社會總財富達到一定的總量之後，新一輪的財富創造就變得困難起來，而這個時候只要有人索取，就必然有人要失去，這也就意味著，中產階級進一步提升物質生活的要求，實質上意味著對底層民眾的掠奪。
其次，在當下中國的中產階級中，並不存在著明確的利益訴求，對於權貴階級的超經濟掠奪，中產階級所持的態度除了羨慕之外，竟然未能表現出應有的爭辯與對抗。
由此，我們便得出了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憾所在，面對這樣的現實狀況，我們無法在短期內予以改進，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期待著中國中產階級的進一步形成，期待著中產階級利益表達渠道的形成。
一旦這種期待成為現實，那麼就將深刻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格局。因為就一個時代的倫理道德而言，其本質就是這個時代中產階級的全部自覺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