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場制度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經濟主體實現自我經營，按照市場規則來進行商業遊戲，而當國家將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的時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經營者絕難匹敵的。
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主題介紹：老生常談的制度話題——「國退民進」中的悲劇——政商博弈學
從歷史到現實，我們又重新回到了有關制度的探討。
在中國，以利益為導向的新制度，與以政治為導向的舊制度，究竟還會發生怎樣的糾纏？
這其實是一個已經被無數人論證過，近乎於老生常談般的問題。而我們之所以還在談論老問題，原因就在於國家商業主義始終存在著，並且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的經濟成長越來越呈現出國家商業主義的面貌。
事實上，國家商業主義的產生，絕對不是偶然的現象。
我們已經知道的是，我們過去所實行的國有產權制度，都意味著一種國家干預與調節社會經濟行為，而就現實來講，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行干涉與調控，這既是國家與生俱來的只能，也是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
假如我們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國家商業主義並非新生事物；由國家出面積极參与、調控商品、貨幣活動，並配合以其他政策性手段，在最大限度內謀求政治、經濟上的利益，這一觀點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長達2000年之久。即使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仍然是經濟學中的主流論述，原因就在於其的確存在著合理的地方。
當國家對市場法則善加利用的時候，當國家對經濟規律熟練掌握的時候，當國家積极參与、調控商品、貨幣經濟運動的時候，當國家著眼於未來，積極為民營企業保駕護航的時候，其對國民收入的調節作用，對惡性競爭與資本過分膨脹的抑制作用，對私營經濟的扶植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除此之外，國家商業主義的存在，更可以直接為政府創造巨大的財政收入，儘快達到「國民皆富」的終極目標。
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樣，國家商業主義的大行其道，同樣存在著兩極的影響。
儘管國家干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當國家以經營者的面目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的時候，其旨在爭奪利益的目的性就變得明顯起來，而除了資本之外，國家手中更具有普通民間經營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政治權力。
毫無疑問的是，以市場制度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模式，在這種經濟模式下，要求所有的經濟主體實現自我經營，按照市場規則來進行商業遊戲，而當國家將權力與資本結合起來的時候，所形成的力量是普通經營者絕難匹敵的。
於是我們看到，在產權明晰的過程中，當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產生思路分歧的時候，政商博弈的結果往往以企業快速衰敗告罄。
在宏觀調控的大格局中，當民營企業嘗試著進軍重工行業與壟斷性領域時，往往在經營上有所斬獲，卻不得不面對政策上的風險因素，由於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失誤，在每一輪的宏觀調控中，在接受政策重點治理的領域裡，許多民營企業紛紛折戟沉沙，其中甚至不乏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
當時間行至2002年的時候，中央所實施的「國退民進」戰略已經運行了4年之久，有足足四成以上的國有企業在此過程中要麼消失，要麼轉變了產權屬性。其力度不可謂不大，由此為中國經濟帶來的新鮮活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就在中國經濟以蓬勃之勢前行的時候，在中國企業界內，卻突然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悲劇，正是這些悲劇的出現，才令我們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仍然對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心存疑慮。
在「國退民進」的浪潮中，由於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分野，以及產權明晰過程中的政商博弈，使得本應當在市場競爭領域中煥發更大生機的民營企業，就此出現了種種致命的危機。
最令人心驚的悲劇發生在名噪一時的健力寶，直到1998年的時候，無論從產量、產值還是利稅方面，它都仍然在中國的飲料行業中穩居龍頭，可是不為人所知的是，其掌門人李經緯與當地政府的關係，已經因為產權的分歧而勢如水火了。
在國退民進的大前提下，將健力寶出售給民營資本，幾乎已經成為了所有人的共識，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當地政府對於出售的態度——可以賣給任何人，唯獨不能賣給李經緯。
就這樣，在2002年1月15日，當地政府單方面做出決定，用3.38億元將健力寶75%的股份轉讓出去，而根據統計，當時健力寶的總資產高達35億元，僅其賬麵價值就有6.5億元之巨。
據說在簽約轉讓當天，李經緯於會場之上「含淚望天，一言不發」，幾乎令所有人為之動容。
轉讓後的健力寶很快陷入了經營決策失誤的局面，在2004年甚至一度瀕臨破產，終於，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淪為二流企業的健力寶再度被轉讓給台灣統一集團，不僅昔日的風光不在，甚至於我們只能在回憶里找到這個名字。
相似的悲劇發生在2002年3月11日，這一次的主角是華晨汽車。
與健力寶情況不同的是，釀成華晨汽車悲劇的原因在於地方利益競爭，在華晨汽車的戰略規劃中，企業必須擴大到其他地區，以全國性布局來形成產業優勢。
然而，在區域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各地區無不希望將資源、企業牢牢控制住，地區與地區間則抱著濃厚的敵意，於是，當華晨汽車希望將新項目投放到浙江寧波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當華晨汽車所在的遼寧省意識到華晨的「離家出走」勢頭後，華晨汽車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地區之間的利益爭奪戰中，而這一次政商博弈的結局則是：不僅華晨的戰略規劃成為泡影，其整個企業也都被一次性地劃歸到遼寧政府名下。
4年後，原本僅年利潤就可達18億元的華晨，已經淪落到虧損4億之巨的地步，甚至於連工廠生產都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除此之外，廣東科龍電器、春蘭空調集團等一大批企業，也紛紛在政商博弈之中損失慘重，這些在市場競爭中輝煌一時的企業，卻在錯綜複雜的體制糾纏中舉步維艱，甚至於血流成河。
這樣的故事在過去的10年中不斷發生，我們所知所言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而在多如牛毛的失敗性案例中，關於政商博弈的現象實在過於頻繁，從而留給我們無盡的唏噓、感嘆以及亟需我們思考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企業陷入新舊經濟制度的糾纏中？以及，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的企業經營者，何以應對這一情況？
在曠日持久的政商博弈之中，民營企業的弱勢地位不言而喻，在兩種制度的糾纏中，我們的民營企業為此付出了頗為沉重的代價。
受制於我們悠久的國家商業主義傳統，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政治與經濟的界限並不會如某些專家預測的那樣分離開來，必定會一如既往地持續下去。
正是由於這種特徵的存在，使得我們的企業家必須在經營之外，掌握一種政治上的敏銳洞察力與素養。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華西村的掌門人吳仁寶，在他擔任村支書的48年時間裡，他每天必做的功課是讀報與看電視新聞，藉此來把握政治形勢的脈搏。於是我們看到，在長達48年的時間裡，華西村幾乎成為了每一個時期的先進典型，由此帶來的是幾何數級的財富增長。
在許多關鍵的時刻，企業家的這種洞察力，是決定企業命運的關鍵，我們看到，10年來許多引人注目的企業家，無不在商業上展現出驚人的才華，然而卻在政商博弈之中處理失當，將企業拖入墜落的深淵。
作為在錯綜複雜的體制糾纏中存活下來的企業家，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做出了這樣的斷言：
「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當一個企業家做出這樣的論斷時，不能不令我們啞然，這既是杜鵑啼血般的無奈心聲，也是夾縫求生的真實寫照，從「國退民進」的政策實施以來，迄於今天為止，差不多十年有餘時間，這十年，堪稱中國企業家最驚險的十年。
在下一個十年里，出於國家商業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市場經濟制度將會很難脫離計畫經濟制度之外並存，由此，政策上的小小變化，對於民營經濟的影響仍然舉足輕重，無論是未來的創業者也好，現存的經營者也罷，都必須在純粹的商業思維之外，學會分析商業環境的能力，領悟到「政商博弈學」的精髓所在。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數年裡，以壟斷性行業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