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緣政治學的考量中，濃厚的地理性因素，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也決定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生存環境的區別。
正是中國獨特的地理形態，才決定了中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決定了中國的農業文明和經濟可以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中發展，直到歷史條件與自然條件下所允許的最高高度。
主題介紹：歷史中的思維病根——任人擺布的經濟木偶——民眾的守夜人
關於大國崛起原因的討論，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
這個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維。
所謂的外向型思維，即意味著國家的外向型戰略，無論用和平的手段開拓世界市場，還是用堅船利炮來完成這一目標，其最終結果都是在金融和商業領域昂首而立。
當我們弄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新問題的開端。
為什麼我們從未有過外向型思維？
為什麼我們出現過「走出去」的契機，卻又無聲無息地消弭？
以及，當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一系列變革時，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已經落在國門之外？在未來的10年里，我們究竟會走得更遠，還是停留在原地躑躅不前？
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遠非隻言片語所能夠說清楚，未來是不確定的，我們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們唯有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力量，從歷史的雪泥鴻爪中尋找答案。
我們常常說，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性格，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點，殊不知性格與特點，都是在特定的環境中形成的。
在地緣政治學的考量中，濃厚的地理性因素，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也決定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生存環境的區別。
比如說，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一個單面臨海的大陸性國家，而類似英國、美國，以至於更古老的羅馬、無不是地處海島、半島、或雙面臨海的海洋性國家，地處歐洲大陸核心的德國，其生存環境則是諸國環抱，處於地緣政治學所稱的核心地帶。
由於存在著這樣的差異，才使得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具有了極大的地理特徵。
比如說，在中國的東部是橫無際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馬拉雅山脈作為屏障，南方是人跡罕至的橫斷山脈與熱帶叢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爾高原，正北方則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亞荒原。
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形態，才決定了中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決定了中國的農業文明和經濟可以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中發展，直到歷史條件與自然條件下所允許的最高高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之所以在三千年內從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於在獨特的地理形態下，我們已經習慣於關起門來謀求發展，當這種習慣積澱日久，成為我們的民族性格時，也就意味著它從屬於我們思維模式的一部分，任何離經叛道的企圖，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全社會的合力痛擊。
當我們習慣於關起門來尋求發展的時候，一個令我們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
長時期的內部戰略模式，使得我們的經濟缺乏足夠的抵抗能力，特別是當外部因素出現不利情況的時候，所導致的問題往往會更加嚴重。
當我們習慣了根據自己的感覺，對國際形勢的環境去進行判斷時，很難準確的形成對趨勢前瞻性的判斷與把握。
正如這一次經濟危機中出現的情況那樣，當歐美國家的危機惡化之後，我們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範，甚至於還抱著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然而，當危機進一步惡化之後，我們卻驚訝地發現，我們所受到的危害，要遠遠大於身處危機策源地的歐美國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實是，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們處在價值鏈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與工作量最大，卻有著最小的收益，與此正相反的是，整個美國卻在此同時，靜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屬於他們的財富。
當美國全國上下，利用寬鬆的消費信貸條件寅吃卯糧的時候，當普通民眾用分級貸款大肆購車購房的時候，為這些人買單的卻是日本、沙特和我們這些手中握有巨額美元儲備的國家。
對於這樣的危機，美國人毫不在意，因為在他們的手中握有鐵打的王牌——美元貶值。
可以想像的是，美元早已成為全球性貨幣，那麼假如美元貶值一半，以美元標價的大宗商品就跟著上漲一倍，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逃掉了一半的實際負債，這一大筆金融爛賬，最終便將丟給持有美元的國家，誰手中的美元儲備越多，誰遭到的損害便越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元購買力的每一次下降，就意味著美國再次逃掉了天文數字的債務。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悲劇性的後果，之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危機中表現得如同一個任人擺布的經濟木偶，其原因就在於我們長時間以來，從未主動地參與過世界範圍內的經濟遊戲，而當我們想到這一點時，在經濟強國的圓桌上，早已沒有了我們的位置。
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的人民幣不具備國際支付功能，這使得我們想要實現「走出去」的外向型戰略，就必須要先將我們的資源、我們生產製造的產品賤賣出去，換取隨時可能化為廢紙的美元，承受著美國的金融爛賬，為每一個美國人的超前消費買單。
這是一個令人悲意頓生的過程，然而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場蘊含著思維碰撞的貿易戰爭，正在緊鑼密鼓之中轟然打響，而在這場戰爭中，一股幾乎快要淡出我們視線之外的力量，註定要發揮重大的作用。
這股力量的來源不在別處，正是我們的政府。
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朝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堪稱一個偉大的成就，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那就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一個極度不均衡的架構中展開的。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知道了之所以要拉動內需，在於我們民眾的消費能力嚴重不足，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們的收入還很不足，缺乏一個有厚度的中產階級，來支撐並不發達的國民經濟。
一個我們都知道的事實是，在中國現有的經濟結構下，民眾所掌握的資本性財富可謂寥寥。
假如我們對世界經濟有所了解，就會發現一件非常令人驚嘆的事情：在幾乎所有的國家裡，當其人均GDP超過一千美元的時候，國民收入的分配，都集中於個人而非政府，反過來看中國，我們早在2003年的時候，就已經突破了1000美元的關卡，然而GDP增長的好處，卻很難體現在普通民眾的收入上。
由於民眾的收入遲遲不見提高，導致其消費能力停滯不前，當我們的生產能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時，所生產的產品就必然出現大量過剩的現象，那麼這些商品，就只能依靠出口，只能依靠國外的需求來消費。
我們付出了資源、付出了勞動力，換回來的卻只是隨時可能貶值的紙質貨幣，這樣的情勢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更嚴重的是，當金銀本位制被罷黜後，沒有貴金屬保障的紙幣，就直接成為了代表財富的符號，於是，以美元為代表的強勢貨幣，就堂而皇之地成為了普世的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這樣的情況本無不可，然而掌握貨幣發行權的人並非是公正無私的上帝，只要他們存在著通過濫發紙幣掠奪資源性財富的慾望，就註定要有人成為受害者，正如同這一次我們所經歷的那樣。
民窮弊端的暴露，直接說明我們的民間資本，還不足以將對外的貿易戰爭進行到底，而資源性財富的大量外流，更將我們打持久戰的能力消耗殆盡。由此，國家就必須深入的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充當民眾守夜人的角色。
國家利益的本身要求於政府必須要具有經濟活動主體的功能，這不僅僅體現在理論上。在現實的情況中，我們的政府掌握了全社會四分之三以上的貨幣性財富，以及幾乎全部的資源性財富，以中國的資源總量來計算，這樣的力量是驚人的。
當我們的政府出手，對資源進行全面掌控，合理利用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將會以實物儲備來替代貨幣儲備，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絕強勢貨幣發行者對財富的掠奪。
當我們的政府出手，以巨資向國民經濟、科技領域投資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技術水平與研發能力的全面提高，從而帶來的是國民收入增強與國家的財富積累。
可以設想的是，當我們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就具有了創建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條件，當這一切被建立起來之後，我們也就初步具備了抵禦風險的能力，從而使中華民族走出危機的陰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