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找到了操控我們心態的隱性規律，也就找到了技術厭惡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們在幾千年來缺乏進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們傳統思想中的「重天命，輕人力。」這才是隱性規律的關鍵所在。
主題介紹：技術厭惡症的病根——兩極的跳躍——扭曲的技術崇拜症——偽技術時代
我們從來不是個熱愛技術的民族。
在這一本書的寫作同時，坊間正熱賣一本《你能跟上十年後的中國嗎》，其中便精確地談到了中華民族對於技術的厭噁心理，並把這種心理的來源歸結於集體主義。
這樣的說法正中要害，然而卻尚未鞭辟入裡。
我們應該看到，在集體主義的影響下，我們變得不願意出頭，不願意以參與的方式來進入遊戲，只喜歡在集體主義光環的籠罩下抱在一起取暖，為他人的勝利站腳助威，欣欣而喜。
我們在近代史上，正是因為著了集體主義抱殘守缺的道，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域外強敵所欺。正如在寒冬中一樣，畏懼寒冷的人們，總是渴望著相擁在一起抱團取暖，因為這樣至少讓人覺得安全，讓人可以獲得片刻的體貼，減去幾分寂寞感。
然而，我們是否想過，這樣的集體主義又來自於何方？
如果我們找到了操控我們心態的隱性規律，也就找到了技術厭惡症的病根所在。
造成了我們在幾千年來缺乏進取，只重心性不重事功的原因，就是我們傳統思想中的「重天命，輕人力。」這才是隱性規律的關鍵所在。
中國是個農業立國的國家，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農業是靠天吃飯的，而儒家也合乎時宜地拋出了「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不變」的說法。
這些說法經過民間的演繹，就成了天命不可違，人定不勝天的理論依據，於是類似於「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人怕出名豬怕壯」的一套套箴言。
於是，中華民族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養成了一種重天命，輕人力，少創新，畏變動的慣性。
當我們回顧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歷史上有名有號的改革家，無論改好改壞，下場一般都相當糟糕，於是官場風氣積重難返，同僚之間儼然以「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哲學拱手互賀。上行下效，連累普通民眾也不願意在任何領域有所創新，完完全全地忽略人事，推之天意。
有人說：「沒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旨哉斯言，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的創新精神，到底要到哪裡去尋找？
我們從來不是個熱愛技術的民族，然而我們現在對技術的興趣，卻似乎比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強。
你千萬不要以為在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改觀，事實上，我們的民族性沒有變，所做的只是直接從一極跳到了另一極而已。
由於沒有循序漸進的心理漸變過程，這種興趣表現出來的方式，看上去就無比怪異。
幾乎所有的企業，在推銷自己的產品時，都要標榜其中的技術含量。
幾乎所有的個人，在求職應聘的時候，都要力圖用種種卡片，證明自己精通某幾項技術。
幾乎所有新創立的學校，不僅在招生時表明自己專業的技術指向性，更有甚者，直接將校名冠以技術兩字。
小到修鑰匙配鎖，大到學術研究機構，無不對外宣稱自己是技術的化身，代表了某某技術的先進水平，就算是一瓶礦泉水，一袋速食麵，都要在包裝上聲明：我們應用了先進的灌裝技術、先進的消毒技術……彷彿不這樣說明一下，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優越性。
從對技術的極度厭惡，到對技術的頂禮膜拜，我們看似轉了一個大圈，實際上卻在原地踟躕不前。
無獨有偶，在一個多世紀之前，我們對日本的態度也經歷過這樣的一個轉彎。
從對日本「彈丸島國、蕞爾小邦」的鄙視，到甲午戰爭一敗塗地之後的木然，再到日俄戰爭後瘋狂的崇拜，中華民族實現態度上的轉變，只用了短短10年的時間。
一時間，去日本留學，去日本取經的成為了那一時代青年的風潮，即使前瞻明了如魯迅，也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赴日的航船。
這看似不可思議的轉變，其背後的動因卻只有一條：我們的民族有著古怪的心理。
這就是，我們是缺乏理性的民族，只有一個缺乏理性的民族，才會輕易地陷入極端思維的牢籠之中。
當我們對技術開始頂禮膜拜的時候，自然就會對一切與技術有關的因素俯首稱臣，技術人員也是其中的一類。
提到「腦體倒掛」這個名詞，今天的青年人可能會表現出一臉茫然的神情，然而，這個詞在上世紀的80年代，卻是極其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
所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修腳刀的」，在這樣的牢騷話中，數以萬計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艱難度日，不惟生活沒有保障，甚至還會頻繁遭遇人格上的歧視。
即使當經濟體制開始轉軌之時，這些技術人員的處境也未見絲毫改善，迫不得已的他們，不得不在幫忙、借調、贊助、研究等名義下，悄然離開他們的國營單位，在不聲不響中與最初的資本經營者會合在鄉鎮之中。
然而，隨著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憑藉技術的優勢，率先成為先富起來的人時，我們的民族便開始對其另眼相待，和所有的轉變一樣，其程度之大，是極難令人接受的。
比起普通人來，技術人員的專業水準是令人乍舌的，他們可以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久經實踐的經驗、富有創造力的天賦、善於變通的頭腦、靈活的焦急能力來解決許多現實中出現的問題，那些技術的門外漢在他們面前顯得黯然失色，缺乏專業素養的人，對於技術上的問題是連觀望的資格都不具備的。
於是，畸變悄悄地出現了。
在進行人才選拔的時候，我們的標準正悄然由「唯賢是舉」，轉到「唯才是舉」之上。
這一選拔的新標準不是以道德來評估的，絕對沒有哪一個選拔者會關心這些技術人員的名聲如何、也不會去了解這些人曾經做過什麼，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傳統道德，是否會有令人齒冷的行為發生。
選拔者所關心的只有一樣——被選拔者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實際問題，做到不辱使命，因此，這一標準只能用能力才幹來評估。
然而，我們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能力只是人全部素質的一個方面而已，素質的本身並非是能力，更不是掌握了何種程度的技術，但凡認識不到這一點的執政者，無不會被唯才是舉的缺憾所困擾。
掌握技術不能代表人的全部素質，這就是說，不管這個人的技術水平到達了什麼樣的境界，一旦他在個人道德上有所缺憾，那麼他必然會利用技術結合手中的權力，進行一些違背道德的行為，此時，無論他有什麼樣的技術水平，都不再對企業形成有利因素。
比這更嚴重的，當我們對技術的崇拜達到狂熱的時候，總是會有假冒偽劣者混雜其中，真假摻雜，讓人無從分辨。
我們並不真正熱愛技術，我們只是急功近利般地對技術發生了興趣而已。
正因為民族性格是這個樣子，所以要等到真正的技術時代在中國出現，還需要很久的時間。
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必須度過從「感興趣」到「熱愛」中間的灰色地帶。
假如要給這段時期命名，那麼它最準確的定位應當是「技術的應用時代」，或者乾脆是一個「偽技術時代」。
當我們沉浸在技術帶給我們的方便與利潤中時，卻極少有人想到過，真正的技術時代，需要有長期的科學研究做為鋪墊，遠非引進與購買的「拿來主義」。
當我們滿足於技術應用的好處時，就應當知道，這種所謂的「技術時代」，其背後真正的面目是什麼。
從現在到2020年的時間裡，是中國大時代的後半期，我們絕不能指望國民有可能跨入技術時代的門檻，然而我們卻可以肯定，我們正在朝那個方向上努力。
未來之路，就在我們的腳下徐徐鋪開。
留給我們要做的，就是關於自己的準備。
我們已經掌握了國民心態的走向，更明了了自身的定位，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走得更快一些，由我們做前驅者，將技術時代引領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