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過半的大時代(上) 3、大時代規律:體制變革,引發意識的全面更新換代

市場經濟的大幅度鋪陳,固然是導致我們茫然無措的原因,而為了去追求自由經濟所帶來的利益,我們就不得不承受與整箇舊經濟體制的剝離,甚至是對抗。

我們眼之所見的種種景象,統統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三大資本在中國經濟體制下的博弈,構成了所有經濟現象的內因!

主題介紹:體製冰火兩重天——尚未完結的變革——政商博弈的敗局——資本的三方角力——正在失靈的政策

這是一個很難用隻言片語說清楚的話題。

之所以難以言說,是因為關於經濟體制的討論,甚至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王朝就已經勢同水火,銳不可當。

國家利益的本身要求於國家必須要具有經濟活動主體的功能,但這一功能對於國內的商業行為是壓仰的,正因為如此,國家與民眾雙方構成了經濟主體的本身,如果國家強勢,則國內的商業行為必然會遭受到壓抑,相反,如果一任商業行為自行其是,又會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威脅。

有了這樣的基調,曆數中國各個朝代,無不深入的介入到經濟活動中來,推行與商業法則完全背道而馳的經濟制度,這在客觀上就必然的形成了針對於商人的鉗制行為。

於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沿海地區一些城市的企業家中流傳著這樣一句口號,叫「一隻眼睛盯市場,一隻眼睛盯市長」。

企業家們的口號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這種看似幽默的調侃,實則是在一個難以承受的制度下,商人們發自內心的抱怨與牢騷。

究其原因,中國是傳統官本位思想極其嚴重的國家,商人之所以怕官,正是由於官員群體是國家的代表,更是經濟制度的執行者,一俟制度上有風吹草動,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商人,便可以及早抽身,避免傾覆的命運。

因此,儘管就當時來說,中國企業家們已經獲得了超乎尋常的經濟地位,卻難以在那樣的經濟體制下獲得太大的自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商業之外的眾多挑戰,國家在政策上一個細微的變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企業家們的心血與精力。

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在社會化生產實現之前,國家對經濟尚可採用計畫體制,但當自然而然的商業流通,促使一個又一個樞紐城市形成的時候,在這種人多地薄、資本密集、技術流通的大埠再實行計畫體制,就顯然已經落伍。

單一的計畫經濟無論如何都不足以涵蓋全部,當國家管理者意識到商品經濟的氛圍越來越濃,經濟制度的商業性強化,就成為了必然的趨勢。

事實上,經濟制度變革的內因,只是經濟規律推動的產物。

這一經濟規律,就是中國歷史上曠日持久的大辯論,終於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主體,必須由民眾來充當。

或者說,是由民眾運行,由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制度佔得了上風。

從現代先進國家的模式來看,繁華的大都市,構成了國家活力之所在。一座發達商業城市對經濟的貢獻,遠比死板的普通城市更具力量,更具有發展前景,也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正因為如此,國家管理者絕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

其次,國防的需求是刺激經濟制度趨向於商品經濟的決定性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所爆發的邊境戰爭中,使國家面臨著必須更大程度地掌控資源的迫切要求。

傳統的計畫經濟,已經很難支撐現代化的國防建設,尤其是在科技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中,情況就更加惡化。

實際上,中國建國後持續數十年的計畫經濟,為國家的國防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困窘,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技術裝備的匱乏上。

儘管我們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軍工體系,但是由於經濟體制的死板,管理技術的落後,國防建設所需要的資源,並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這就使得國家的管理者體驗到了商品經濟管理所帶來的優勢,合適的管理技術被發明並進一步採用,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再者,以中國國土之龐大,在客觀上也要求於更為成熟的經濟體制。

作為國家的管理者,需要對國家的全部資源瞭然於心,除了傳統的人力資源與土地外,還需要調動適用的資源來支持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包括了水利、礦山、工廠、高科技產業以及大量的公共設施,這些都不是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資金與技術可以承擔的。

技術的進步首先需要一個成熟的商業市場,死板的計畫經濟體制,從來未能滿足於這種需求。

城市的發展,國防的需求,大規模的國家管理及現代化建設,所有的這些強勢力量都將將國家的經濟體制導向更符合現代理念的模式,而這樣的趨勢,必然會對計畫經濟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當「致富」不再是可恥的行為時,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出離了舊體制的桎梏了。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事實告訴我們,想要和過去徹底說再見,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我們都有過這樣的體會。

當我們從一間黑暗的屋子中走出,走到光明的地方時,眼睛一定會感到本能的不適應,甚至會習慣性地繼續向暗處流連,以克服強光帶給我們的刺激。

當我們都習慣於把眼睛緊緊地盯向政策,習慣了畸形的政策依賴時,往往就會忽視市場經濟的核心與關鍵,忽視掉市場規律。

與「黑屋」到「陽光」的轉變不同,適應一個新經濟體制需要更漫長的周期,加之我們原本的一無所知,因此,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我們對於市場的畏懼感和對市場規律認知的無力感也就越來越深刻。

當計畫經濟的列車,在固定軌道上隆隆駛過數十年的時候,想要在一瞬間將它推向另一條軌道,就自然會發生不可避免的摩擦、甚至是碰撞。

在這個已經過半的大時代中,發生的任何一次碰撞與摩擦,在今天看起來都是那樣的激烈,關於這些事件的討論直到今天還在進行,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具有相當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徵。

在2002年的1月份,給中國企業家們帶來寒冷的不止是冬季,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於昔日的飲料產業明星健力寶上。

在這一年裡,健力寶不再是因為它驕人的銷售業績,也不是大手筆的廣告造勢而引發人們的關注,與此相反,全社會討論的是它的產權歸屬。

在這場政商博弈之中,地方政府與健力寶之間發生了產權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終前者因為種種原因選擇了拋棄後者,這樣的破裂,直接導致了企業的快速衰敗。

政商破裂!

這種明顯符合商業規律的現象,卻是何等地不為我們的經濟體制所允許。

但最終,我們卻還是容忍了這樣的事件,並眼睜睜地看著科隆電器、華晨汽車等名噪一時的優秀企業,一步步地踏進末路。

政商破裂只是新舊經濟體制轉型下,政商博弈的一個景象之一,由這種博弈所引發的失敗與出局,只不過是大時代中體制轉軌所碰撞、摩擦出來的幾點火星而已。

而這種歷史性的事件,恰恰證明了一點,那就是體制不但在變革,而且正在以飛快的速度變革。

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發現了規律的運行方向。

說到規律的大方向,我們就必須要認清身處的環境,因為那是一個紛亂複雜、風險重重的世界。

市場經濟的大幅度鋪陳,固然是導致我們茫然無措的原因,而為了去追求自由經濟所帶來的利益,我們就不得不承受與整箇舊經濟體制的剝離,甚至是對抗。

和所有的發達商業國家不同,在我們的經濟體制下,還存在著一支強大的力量。

這就是國有資本集團。

正是這股力量,支撐了我們的國家經濟體系運行長達數十年之久,直到現在,它們都還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本支柱,更是國家所直接掌握的戰略性資源。

對於這樣一位曾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共和國長子」,對於這樣一棵曾果實累累、根深葉茂的老樹,相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國有資本的變革、壯大和保護都將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主要方針。

家長的「偏向」難以避免,以至於我們的民營資本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要默默地承受著庶出的境遇。

如果說,家長「偏袒長子」,尚且情有可原,那麼對於「外來和尚」的照顧,就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在中國的經濟體制下,來自國際的資本,一直受到稅收等多個方面的優待,這使得本就顯示出極強實力的國際資本,變得更加氣勢凌人。

如此一來,萌芽於民間的民營資本力量,就這樣在成長的過程中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

而我們眼之所見的種種景象,統統可以歸結為一點:

三大資本在中國經濟體制下的博弈,構成了所有經濟現象的內因!

於是,我們終於成功地找到了這一切的癥結,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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