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兩點體會
為了紀念三中全會，我寫了這本《1978：大轉折》。我認為這個會議是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將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中開得最好的，也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在我所知道的黨中央舉行的重要會議中，在會前特別做了充分的科學準備，在會議期間充分運用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度解決實際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的並不很多。1945年舉行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從1927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十年中間，在黨中央領導機關中發生多次嚴重違反科學的現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這種反科學的思想統治了中國共產黨全黨，結果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1935年貴州遵義會議後扭轉了發展方向，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黨的高級幹部研究六大以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在1942年、1943年、1944年舉行多次歷史問題的討論，隨後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並在七大召開前夕舉行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這個決議。這就是說，這樣一個對歷史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進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這才使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有了堅固的科學基礎，使黨能堅定地走向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與黨的七大，在強調科學思想這一點上從原則上講是很相似的。稍遠的情況姑且不說，在從1966年到1976年的時間內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在這十年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犯了嚴重違反科學的政治錯誤，加上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結果使中國建設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使中國走在亡黨亡國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華國鋒、葉劍英等同志的決斷下，粉碎了「四人幫」，使中國的命運有了轉機。
在「四人幫」被粉碎後的兩年中既出現了好的現象、好的趨勢，也存在不好的現象、不好的趨勢。
好的現象是從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兩年中間，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級幹部被平反、摘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從「專政對象」的處境下「解放」出來，走上負責崗位(大批老幹部復出，是一個頗為周轉複雜的過程。這樣的事情從「文革」後期就開始了，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又解放了一大批幹部，「四人幫」被粉碎後又有所進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還沒有徹底解決。要把這個具體和複雜的過程描繪得很準確，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和科學研究，寫出系統著作。而直到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科學著作問世)。同時在理論界，對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出的反科學的言論進行批駁。這些謬論包括按勞分配會導致新資產階級產生、批判「唯生產力論」、實行所謂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認為發展經濟會衝擊無產階級政治等等，總起來一句，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界進行的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撥亂反正，也是一種好的現象、好的趨勢。
不好的現象便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黨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但對「文革」前毛澤東說過的話不敢有任何議論，甚至把年老體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與幹部甚至高級幹部不能見面交談、甚至連話也說不清楚的毛澤東的所謂「決策」、所謂「指示」奉為神明，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兩個凡是」竟成為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的方針。在這種方針之下，「文革」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錯誤主張就會被當作正確的東西，在幹部和群眾中繼續廣為宣傳，給那些想繼續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確是很危險的。
如果誰對這點還有點不那麼相信的話，不妨讀一下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所作的、8月18日通過的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億萬群眾進行勝利戰鬥的光輝旗幟」。在這個報告中還繼續引用毛澤東說過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產階級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並且因為毛澤東說過「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在這個政治報告中也就把1966年開始、在這個十一大上宣布結束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稱之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且說「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絕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黨的十一大是「四人幫」粉碎後召開的大會，是揭批「四人幫」、決定永遠開除「四人幫」黨籍的大會，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大會，是把鄧小平選為黨的副主席的大會，但是竟然說出這樣的話。讀到這樣的話就會想到，如果不把「兩個凡是」反對掉，就會一方面妨礙黨和人民總結歷史教訓，一方面妨礙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思想新觀點的形成和發展，中國的前途就充滿著危險。我們一定要強調在對待馬克思主義上，對待中國社會、中國革命和建設上，對待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本人問題上堅持真正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度。
於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夕提出來了。胡耀邦發起和推動了這場討論，理論界的同志寫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並且在學術界開展了大規模的討論。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說的完全符合歷史情況。他說：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模來說，就它的戰鬥作用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運動以後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
兩年來理論工作最後歸結到真理標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上來，中央工作會議可以說是這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決戰和取得勝利的階段。
讀者們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這麼多「科學」這個詞，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或者撥亂反正這樣的語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話的意思其實是完全一致的。我說的科學這個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學，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無非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關於近現代世界發展的科學的社會學說，對中國來說無非也是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學說，它是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而且是要與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實際相結合的。
就我國的情況看，1978年那個時候，與召開黨的七大的1945年來比，時代不同了，任務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學思想指導下工作這一條是不容違背的。指導我國革命和建設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學，而且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不但要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要有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我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曾經講過這樣幾句話：宗教之為宗教就是要人們膜拜它，法律之為法律就是要人們服從它，而科學之為科學就是要求人們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它。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就決不允許對它採取膜拜、服從的態度。
當然我們強調的科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還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黨的歷史上，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軍事科學就很重要。在遵義會議前黨中央所犯的錯誤中也包括違背軍事科學的錯誤。建設時期我們需要的科學的領域很廣泛，即便是社會科學，也不都能包括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範圍之內，何況還有自然科學、思維科學和各種應用科學、技術科學，以及眾多交叉科學、邊緣科學呢。在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一定要講求科學精神、科學態度。
下面我想講一點1978年那個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重視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歷史事實。
1977年4月鄧小平給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對毛澤東思想體系要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領導職務的決議。鄧小平自告奮勇管科學和教育。政治局很快開會同意鄧小平這個請求。就在政治局作出這個決定後的第三天，他與胡喬木、于光遠、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