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西光是我的老朋友，政治觀點接近。「文革」前我在中央宣傳部，他先是在上海《解放日報》當總編輯，爾後到市委主管文化教育和黨的宣傳工作。每次去上海都會和他交換溝通彼此的看法。也幾乎每次他都為我組織些座談，讓我同上海的從事黨的宣傳工作、理論工作的同志接觸，有時還組織些報告會讓我發表演講。「文革」後他調來北京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兩個人同在一個城市，在會議上見面，可以暢談的機會反而少了。彼此來往密切的是在1978年11月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
三中全會前舉行的那次中央工作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也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它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準備，召開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是在這個會議上作出的，三中全會的舉行是緊接這個會議舉行的。鄧小平在這個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就成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分不開來，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就包括紀念這次工作會議在內。它不是一般的工作會議。這個會議規模很大，參加會議的人有200多位，規格很高，十一大當選的政治局委員都通知到會，現在常說的「三副兩高」中黨員也都參加，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第一二把手、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軍委、直屬機關的第一把手都到會。200多到會者中，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佔2/3，佔十一大當選者40%多。出席的人中有當時還沒有成為中央委員的70多人，如其中有由於十一大開會時還沒有徹底平反的老中央委員習仲勛、宋任窮那樣的老同志，當然也有曾濤、胡績偉、楊西光、王惠德和我這樣年輕一點的人。這次會議的特點是思想解放、充分發揚民主、不限制發言次數、不限制發言範圍。會議從1978年11月10日開到12月15日，一共開了36天，在會議期間議論了許多問題，解決了許多問題，對開會前的不少指導思想做了糾正，最後決定需要把沒有出席工作會議的中央委員找來開中央全會，做出正式決議。少數參加工作會議的非中委的人也列席了三中全會。工作會議12月13日閉幕後，小組又討論了兩天才散會。從12月18日到22日開會5天，三中全會勝利結束。
在分小組時，楊西光和我都分在西北組，這個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肖華、汪鋒和霍士廉。參加這個組的，除楊西光外還有王惠德和江一真。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到楊、王、江三人，是因為在小組會上他們同我合作得特別緊密。這三位現在都成了故人，我也特別懷念他們。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介紹楊西光同王惠德與我關於真理標準的三次聯合發言。第一次三個人聯合發言的時間是11月13日。這次發言的內容是以「天安門事件」為例講充分發揚民主的必要性。這次發言由我主講，在發言中我們說：
「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使生產關係、上層建築有相應的改變。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列寧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引導人類走向國家的消亡』。在這裡，有一個觀點應該在黨內明確，那就是我們黨在成了執政黨之後，仍然應該站在人民群眾之中，領導人民群眾去爭取民主。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不等於爭取民主的任務完成，正好相反，在我們國家中還有封建主義的殘餘勢力，而且今天我們的國家政權，還是列寧指出的那種『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經常受到這種或那種侵犯，因此，爭取民主的鬥爭仍舊應該繼續下去。而且民主不應該是恩賜的，恩賜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來爭取到的民主，才是鞏固的。而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只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
「從領導群眾爭取民主這樣的革命立場出發，黨應該對『天安門事件』明確態度，指出它是偉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幫』即將動手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關鍵的時刻，廣大群眾奮不顧身地起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完全應該得到我們黨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執政的共產黨，一方面要站到群眾之中，繼續領導群眾進行爭取民主的鬥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奪取了的政權，去保障人民民主，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配合群眾自身爭取民主的鬥爭，並把這兩方面的鬥爭結合起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運用國家政權來保障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做的一件大事。這樣我們就要加強社會主義的立法工作，而且也要加強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過應該指出，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仍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不是經過民主程序來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充分重視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在民主的基礎上制定出來，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見得能夠真正實施，並且很容易受到破壞。」
我們做這個聯合發言前的11月2日，陳雲同志在東北組的發言中講到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他說了這麼幾句：
「關於『天安門事件』現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來了，而且又出了話劇《於無聲處》，廣播電台也廣播了天安門的革命詩詞。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我們做這次聯合發言，是想就這件事發表充分發揚民主的意見。王惠德對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言論做過系統的研究，那句「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就是王惠德背出來的。楊西光和我認為講得切合我國的實際。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把這次發言要講些什麼定下來了。這個發言不止上面引的那個部分，其中我們還引用了社科院法學所對《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組起草的法律文章的批評，還講了必須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辦法及對康生的揭露和批判。楊西光的消息很多，在準備聯合發言時，講了不少情況，使得我們的聯合發言生動具體。
第二次聯合發言，王惠德沒有參加，只有楊西光和我兩個人，發言時間是11月26日。這時候新華社訊《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運動》已經發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全國報紙已經發表。我和楊想通過這件事來批判「兩個凡是」，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
這次聯合發言之前，我和江一真交流意見，由他首先發言批評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我再同他呼應。他在26日上午講了，下午楊西光同我就做了一個聯合發言，這次聯合發言，楊西光主講，中間我插了一些話。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一真是第一個在發言中點名批評汪東興的。他講了自己同汪東興從長徵到延安一起工作過，總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聽聽對他的批評意見，然後批評汪東興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他舉了一些衛生界的事例。楊西光和我就在下午做聯合發言。我們講：
「最近幾個月，廣大群眾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做了輿論上的準備，群眾中有相當廣泛的議論。在廣大群眾的努力下，最近一個時期又取得較大進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童懷周堅持不懈地宣傳天安門詩文的革命行動，且工人編寫並演出話劇《於無聲處》，許多『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英雄們報告了自己的鬥爭經歷和遭遇等等。我們的宣傳戰線，包括報紙和《中國青年》雜誌，在這方面也做了應該做的工作。但是，正當廣大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的時候，卻有人在那裡橫加責難。我們想在這裡舉一件事，這就是所傳張耀祠同志10月3日在信訪工作會議的講話。那次信訪工作會議我們沒有參加。我們聽到的也可能有出入。如有出入，張耀祠同志(按：他參加了這個工作會議，他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個負責人，當時是候補中央委員)可以證明。我們手邊有一個《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是中央編譯局幾個同志寫的。信中引用了張在講話中講到『天安門事件』時有這麼一段：『有人吵，「天安門事件」要翻案。「天安門事件」有壞人，不然為什麼要火燒汽車，沖大會堂呢？「四人幫」迫害群眾悼念周總理，但也有壞人乘機搗亂。華主席講過，中央有規定，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寫文章，給「天安門事件」翻案，要立碑，說是革命行動，什麼話。』從這段話看，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對著群眾的輿論，進行阻撓。」
楊西光接著代表他和我兩人說：
「說到『天安門事件』，我們還可以說一件事情。今年6月15日，汪副主席找宣傳口的同志講了一次話，其中有這麼一段：『《華盛頓郵報》還登了文章，說對毛主席的遺體有爭論。香港報紙登周總理的展覽，有那張勸總理休息的大字報，第一次刊登的大字報有康老、謝富治，這次民族畫報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