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敘述了1978年我所經歷的那次歷史轉折，最後我想寫這麼一個結束語對這次轉折做一個概括。
在做這個概括時，我不能不引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是對三中全會——我還是想更準確些說明「那個由會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它做了充分準備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第一個歷史意義評價的正式文件，應該給以必要的重視，對之進行研究。
在這個《決議》的第26節寫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整整三十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決議》唯獨指出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個評價是很高的，離三中全會閉幕只隔兩年多就做這樣的判斷，可見這個歷史轉折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也可以使我們對那次歷史轉折的意義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徹，當然也更具體、更豐富。我們今天可以而且應該對那次歷史轉折做進一步的論述。
我有這樣的基本觀點：
第一，我認為講那次轉折，不能僅僅說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轉折，還要說它是中國社會的歷史轉折。雖然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執政黨，領導著爭取中國社會進步的事業，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中國社會的歷史是同步的、一致的。《決議》上說的那句話，應該承認是正確的。我認為還不那麼好，因為黨的歷史同中國社會的歷史，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有引起中國社會進步歷史的偉大轉折，才說得上是偉大的歷史轉折。
第二，我們論述的那次歷史轉折，是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折。這個轉折的意義，就由1978年那兩個會議的會前、會後的社會都屬於怎樣的歷史階段所決定。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比如一次會議，它的歷史意義僅僅從它本身來看是不可能講透徹的。
1981年的《決議》，從它對三中全會前和三中全會後史實的敘述和評價中，提供了對上述兩點作出論證的材料。
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一致性缺乏深一層的考慮，使得《決議》當時對那次歷史轉折雖然使用了「深遠」和「偉大」這樣的字眼，但看來還覺得缺乏理論的高度，從而不夠有力。
在這裡我不得不提一下發生在1979年的理論界稱之為「階段風波」的事件。關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最早從理論上提出問題的是蘇紹智、馮蘭瑞兩位向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提交的論文。這篇論文認為當前的中國社會，只能說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達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水平。這篇論文在《經濟研究》雜誌上發表後，有的同志認為這兩位否定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引起了一場風波。我不想在這裡評述這場風波。我在這裡之所以不得不提到這件事，那是因為《決議》的主要執筆者胡喬木，不但不考慮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折和中國社會歷史上轉折的一致性，重視蘇、馮兩位的科學論文提出的問題，支持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學術討論，反而在《決議》中不指名地批判提出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兩位學者。《決議》對那次歷史轉折講得不充分，同胡喬木的思想是有密切關係的。
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的語言，寫進了那個《決議》，是我和胡喬木爭論的結果。我站在蘇、馮兩位學者方面，反對在《決議》里寫進針對他們提出階段問題進行批判的語言。不過我認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比說「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更好，主張黨中央應該肯定中國還處在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我認為一定要承認討論這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重要意義。
經過尖銳的爭論，才在第33節中寫下這樣的句子：
「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
總算在黨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決議》寫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處於「初級的階段」這幾個字，但對這我還是不滿意的。因為在《決議》里這個提法是有「儘管」兩個字，而且是把「初級階段」作為批判任何否認「毫無疑問」的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陪襯物寫進去的。把1956年到1978年這22年那個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中國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對我來說是很勉強的，並不是「毫無疑問」。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一節中寫了這樣一句：
「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
這部分寫進這樣一個句子還是由於我提議，並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結果，那一次沒有發生任何爭論。到這時前進了一步，不再是陪襯物，但還是沒有擺在很重要的地位。在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時才開始把它作為指導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觀點，寫進了黨的決議。
現在我試圖運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論述那次歷史轉折。
在1981年我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時，我感到在1956年過早地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後的中國社會的確很難命名。考慮再三認為無以名之，只好把它稱作社會主義社會。但那是一個怎樣的社會主義社會呢？生產力水平這麼低，生產水平也並不真正先進，只好把它看作一個在母胎中未發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會主義的早產兒。一個早產兒如果特別精心護理也有可能生長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的兒童。可是此後對它的護理又極為不當。黨的八大開得總還不錯，可是八大路線只實行一年左右就被拋棄了，在1957年夏季起開展反右派的政治鬥爭。對這個早產兒不是去精心護理，也就是說，不去從事建設，而提出了要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
那些年這個早產兒吃了一副又一副的虎狼葯，激烈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1958年搞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完全不顧主客觀力量，不顧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使中國人民遭受極大的損失。1959年廬山會議又掀起那場對彭德懷的鬥爭，下山之後，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隨後又是大規模的所謂農村和各個領域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終於發動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積極生產成為「衝擊」無產階級政治，並且專門製造了一頂帽子——「唯生產力論」；按勞分配被認為會產生新資產階級；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忠誠地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踩上一隻腳；國家主席、黨中央總書記和好些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有元帥大將軍銜和擔任過中央常委職務的人，也備受迫害，有的甚至死亡；有的雖然沒有被批判但不能正常工作，處在「准打倒」的處境下，或者被冷落在一邊；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掌握黨中央大權，胡作非為。
在1957年後長達20年的時間內由於社會上原來的許多渣滓起來造反，同黨內極少數投機分子一起在各地橫行霸道。實行這樣的路線方針，使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四伏，而黨中央的領導還在不斷加深這個危機。當時社會上乃至黨內的一般和高級幹部還不清楚掌握黨和國家權力的人已是一個年老、體衰、有嚴重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實際上已被「四人幫」一夥操縱控制、自稱是「一個供展覽的偶像」的最高領袖。這時候中國的命運危險，實實在在地走在亡國亡黨的道路上。
如果說，從1957年反右派開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粉碎前的20年時間內的中國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話，那就是一個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人民窮困的「社會主義社會」。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階段」，這是一個具有非常特殊規定性的階段。到那時，僅僅說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早產兒，已經不夠了，早產兒只說明它出世前的情況，沒有說明它的「成長」情況。在那20年中它已成為社會主義的畸形兒。而且是十分孱弱、面臨夭折的畸形兒。
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果斷地採取行動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四人幫」被粉碎，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使我國有了新的轉機。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