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文章一發表就引起人們極大的注意。很快學術界新聞界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從那一年到現在，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這20多年中在路線、方針和重大措施上不同意見的爭論，也要經過實踐的檢驗。20多年前真理標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的正確性、必要性也要接受這個檢驗。檢驗後的結論應該是，這場討論對當時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而且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理論意義。
這場討論開創的近30年改革開放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實力，改善了人民生活。這場討論提高了廣大幹部、廣大知識分子、廣大群眾的覺悟，增強了他們抵制錯誤的思想能力。這場討論在今天我們還可以說，它不僅在歷史上而且對於今天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於這一點，在今天的紀念中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我認為我們現在決不能為紀念而紀念，我們的紀念應該著眼於當前和今後的工作。
20多年的時間雖然並不長，但當初只有63歲的我，現在也成了91歲的老翁。今天對當年的事件有過親身經歷的人尚健在的人已經不多了。為了紀念，很有必要掌握有關的各方面的歷史資料，進行認真的思考，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像我這樣了解情況、參加討論的人，更有把所知的情況和觀點向人們進行介紹的責任。在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詳盡地去做這種介紹，只能簡單地介紹一個輪廓。
誰都知道「真理」是一個偉大的字眼。因此，誰都想抓這面旗幟。我們立志推進社會進步的人，當然要高舉真理的旗幟，在這面旗幟下團結起來奮勇前進。阻礙社會前進的組織和個人，甚至像日本那個搞偽科學的、殘殺無辜的邪惡組織，也用「奧姆真理教」的名稱。因此「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真理」——即真理標準的問題，就十分重要。不同的社會集團、不同的政治勢力、不同的思想派別有不同的真理標準觀。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有我們自己的真理標準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真理標準觀，是馬克思主義真理觀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引發那場討論的那篇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的題目中「唯一」兩個字時，非常高興。我特別看重「唯一」這兩個字。我知道馬克思講「實踐標準」時，實際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沒有使用「唯一」這兩個字。毛澤東的《實踐論》中是這麼寫的：
「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在這段表述真理標準的語句中也沒有「唯一」兩字。「唯一」這樣的字眼究竟是誰最早加上去的？當時我認為是寫那篇引發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很久以後有人查到在《九評》那個系列文章中的《五評》中，在「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中「標準」兩字前有「唯一」兩個字，據看過原始文稿的人說，是毛澤東在別人寫的文稿的清樣上加上去的，因此1978年5月那篇文章題目中的「唯一」二字就不是最早的了。
不過究竟是誰先加上「唯一」這個詞也還不能說得很准。如果我們對我國和世界各圖書館檔案館進行普查，也許可以從某個哲學家、政治家的著作中查到有人比《五評》更早使用過「唯一」的字樣。有同志告訴我，他知道我國有一位政治家在1956年就使用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樣的句子。
我認為原先對真理標準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唯一」兩個字的意義無非更加強調實踐標準具有排他性、針對性，是一元的。如果堅持真理標準是「兩元的」或「多元的」，那麼在真理標準的問題上不是糊塗，便是有意搞折中主義的把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命題，學習過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人都是比較熟悉的，如果平鋪直敘像上哲學課時那樣去講，可以說是「老生常談」。就是像《五評》中那樣地使用，也可以說仍然沒有脫離「老生常談」。但在1978年那場討論中有針對性、排他性地提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就不是老生常談，而有很強的現實性了。
有明確的對立面，問題就提得突出、尖銳與徹底。當時我很清楚黨內不同看法爭論的政治背景，一看到這兩個字就叫好。特別是提出這個問題後，吳冷西立即打電話給胡績偉同志，很尖銳地反對這個標題。這更加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個命題不再是老生常談了。所以那時我說，那位打電話的同志對於這場討論所立的「功勞」也是很大的，他的「功」也不可沒。
當然那時提出這個標準，針對的事物的確是很尖銳的，因為它所針對的不是別的，而是毛澤東的「指示」。那時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十分嚴重，他講的話「句句是真理」，都是「最高指示」。而那時的毛澤東本人卻因年老體衰，已經不能與社會和群眾甚至與許多幹部接觸，處在「四人幫」、毛遠新等人的包圍之中，他不了解真實情況。比如對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就幾乎全然不知。他聽了毛遠新的彙報後下決心撤銷鄧小平黨內外職務。這樣的「指示」，也被有些人奉為神明，被認為必須堅決照辦執行。這就是所謂「兩個凡是」。
「唯一」標準要排除的就是這種「兩個凡是」的標準。而且除對「天安門事件」所做的指示外還有不少毛澤東的「指示」也是不應該堅決執行的。尤其是他最後幾年，有些做法已經亂了套，比如他容忍把自己對理論問題的看法也作為「指示」下達。在當時，如果不用實踐標準來反對「兩個凡是」，中國的事就會很糟糕，就會如鄧小平說的那樣，亡黨亡國，因此必須提出「實踐標準」並開展討論。只有這樣，人們的思想才能得到大解放，中國的前途才能大放光明。
我參加這場討論主要是在三中全會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這個會議前我忙於其他方面的撥亂反正，也看到已有許多同志對真理標準問題在寫文章做發言，我沒有寫什麼文章，也沒有在公開場合對這個問題做系統的發言。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直接就有關真理標準的問題所做的發言就有十一次，其中有三次是同楊西光和王惠德聯合發言。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才對這個問題透徹地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發言直到現在沒有公開發表過。在這裡應該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就真理標準問題發言是帶有普遍性的，有很多同志在小組會上講了很好、很有分量的意見，否則就不會有上面說的那種決定性的勝利的。
應該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所以開得成功原因之一是由於一大批幹部已經被解放出來了，在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擔負了領導工作。僅僅提出真理標準，而沒有這批幹部的積极參加，沒有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鬥爭，三中全會是不能取得歷史性的勝利的。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展開之前，我致力於按勞分配問題和反對批判「唯生產力論」問題等經濟學領域內的撥亂反正。那時我就感到，由於不少人受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思想的束縛很深，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非常困難，因此我期望哲學領域來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變當時「經濟(學)繁榮，哲學貧困」的局面。因此當我看到真理標準問題提出來之後，我很高興地說，「挂帥的東西現在出場了」。
哲學的確重要，它是指導性的學科，是能起挂帥作用的東西。我們國務院研究室，由馮蘭瑞同志主要執筆，在1978年初寫的那篇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是經過鄧小平看過，按照鄧小平意見修改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發表後也受到搞「兩個凡是」的人的攻擊，說「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沒有哲學，沒有真理標準討論是不能透徹地解決按勞分配等問題的。思想上的束縛要靠這場真理標準的哲學討論才能得到解決。當然哲學不能代替具體科學，不能代替對具體事物的具體分析。抓按勞分配等問題上的撥亂反正，也是很必要的，在當時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三中全會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開展起來，更有必要去研究具體的經濟問題。不過在研究具體問題時不能忘了哲學的重要性。
這些年來，經濟學的研究一直很活躍，而哲學方面的討論顯得比較沉寂，似乎又有「經濟(學)繁榮，哲學貧困」的情況。我覺得人們有一種不喜歡講哲學的傾向。在一個討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國際會議上，我做了一個題為《「為無為」——關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作用」的一個哲理》的發言。在這個發言中我講了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的「無為」，不是「消極的無為」，而是以「無為」達到「有為」。因此我們要「為無為」。我對到會的外國學者說，我使用的語言是古代中國的，可是內容卻是現代的帶世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