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它的偉大意義，廣大群眾和基層幹部的認識一直是十分明確和堅定的。在領導機關中負有一定責任的幹部和學術界人士對之也給以高度評價。
「四人幫」粉碎後，黨中央對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決定和同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對「天安門事件」所作的宣傳，在看法上有所改變。
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講了這樣一段話：
「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問題。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時候，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已於1976年12月5日發出通知：『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籍團籍處分的，應予撤銷。』應該說，這方面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
這就是說，他雖然對1976年黨中央、《人民日報》所宣布的結論有所改變，但還肯定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對這種關於「天安門事件」性質的說法，廣大群眾和幹部是十分不滿意的。尤其這個講話還譴責1977年有人張貼大字報，發表演說，點名攻擊中央負責同志，要人們警惕「反革命分子的陰謀」(那時有一個寫大字報批評吳德的青年，就因「惡毒攻擊罪」被送進了監獄)。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要求「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人們當然不能答應，因此在1977年3月這個講話後，群眾和幹部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籲並沒有停止下來。
一直到1978年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的幾個月中，廣大群眾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製造輿論的活動非常活躍。街上有呼籲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童懷周(這是一個集體的署名，表示「一同懷念周總理」)又編輯印發了頌揚天安門活動的詩文；上海工人編寫並演出了陳雲發言中提到的那個話劇《於無聲處》；許多因「天安門事件」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各種場合做自己鬥爭經歷和遭遇的報告；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復刊號發表了文章；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編了一個「天安門事件」的專頁，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同志不讓登這一專頁，這家報社的編輯余煥春同志1978年6月8日在全國政協的會議上講了一番話，說這個案子還沒有徹底翻過來(余煥春在《百年潮》1998年第二期寫了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的文章，介紹他知道的許多情況)。可是直到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不久，要求「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活動仍得不到支持。
汪東興等人在粉碎「四人幫」後，敢於違背廣大群眾和幹部的意志，阻撓「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的「根據」，就是說「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誰也翻不了這個案」。
就在這個時候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了，對這個黨內和社會上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會議討論轉移問題時大家就很踴躍發言。我在簡報上看到的關於「天安門事件」最早發言的是華東組的陳再道。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已經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檢驗」——不敢說真話。如「天安門事件」，悼念周總理，實踐證明是革命行動，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動。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有反革命，這反革命就是「四人幫」。這個問題向全國人民說清楚，全國人民也就服了。
接著——當時我在簡報上看到的——陳雲同志在東北組的發言，他講的六個問題中的第五個問題便是「關於天安門事件」。他說：
「現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來了，而且還出了話劇《於無聲處》，廣播電台也廣播了天安門的革命詩詞。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以陳雲這樣威信很高的革命前輩，這樣早地提出問題，對中央工作會議各組的同志起了帶頭和鼓勵的作用。
李昌在華北組對「天安門事件」講得很透徹。他說：
「天安門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是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五四』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啟蒙運動，也可以說，天安門的群眾悼念活動，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從此大大發展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思潮和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思潮，是應進一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現在正在演《於無聲處》，請北京市委大力支持『五四』運動。」
呂正操在華東組也率先就這個問題發言。他也說：
「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有『五四』運動，那麼『天安門事件』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四五』運動。」「它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而當時在鎮壓『天安門事件』後，北京市還召開萬人慶功大會，有一個壞分子在會上大講如何到政治局去批判鄧小平同志，說的話都是人身攻擊。這是黨內從未有過的怪現象。當時主持會議的吳德同志為什麼允許這樣的發言？」
11月13日于光遠、王惠德、楊西光在西北組聯合發言中提出在我國有充分發揚民主的必要。在聯合發言中我們說：
「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使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都要相應地改變。列寧說『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並引導人類走向國家的消滅』。在這裡有一個觀點應該在黨內明確，那就是我們黨在成了執政黨之後，仍然應該站在人民群眾之中，領導人民群眾去爭取民主。因此爭取民主的鬥爭，應該繼續下去。而且民主不應該是恩賜的，恩賜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來爭取到民主才是鞏固的。而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又只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才能取得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從領導群眾爭取民主這樣的革命立場出發，黨應該對『天安門事件』明確表態。」
我們指出：
「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件，完全應該得到我們黨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接著我們還說：
「執政的共產黨，一方面要站到群眾之中，繼續領導群眾進行爭取民主的鬥爭，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奪取了的政權，去保護人民民主，配合群眾自身爭取民主的鬥爭。」
各組在中央工作會議一開頭都有人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性質平反。
在11月13日上午我們做聯合發言時，我們不知道北京市委正召開它的常委擴大會議。
發言的第三天，11月15日《北京日報》上有一篇關於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長篇報道，對「天安門事件」說了這樣一段話：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對於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北京日報》上報道的這段話與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的講話比較起來，有幾點進步：首先是對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去活動的意義評價提高了。1977年3月講話只是說群眾(沒有說廣大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報道則說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偉大的革命行動；更重要的是三月講話中接著前一句又說了一句：「確有少數反革命乘機製造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14日《北京日報》的報道對1977年3月講話中這後一句話的意思雖然沒有否定，但也沒有再提。
這一段話是11月15日見報的，何時經過怎樣的過程在報道中寫進這樣的話，我至今還不清楚。《北京日報》中這一小段話插在長達三四千字的報道中，而且沒有在題目中標出，當天沒有引起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人的注意。可是新聞界的三位同志：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卻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採取了一個重要的行動。他們從《北京日報》報道的全文中抽出這一段話專門發了一條新聞，加上了一個《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標題，把本來只是講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去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如何如何的內容「拔高」了。
新華社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