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文字冤案，是湖南傳出的手抄本長篇小說《歸來》（《第二次握手》），該書是當時北京普遍收繳的六部手抄本之一。
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圍剿《第二次握手》，搜捕作者。因為此書廣泛流傳，被姚文元認為「流毒」全國，造成「嚴重後果」，應予嚴懲。小說作者張揚入監，審訊人員宣布其罪名是「利用小說反黨」。《第二次握手》一書，之所以成為「反黨小說」，其根本原因是對周恩來的歌頌。在此之前，歌頌賀龍的《洪湖赤衛隊》（歌劇）、歌頌彭德懷的《保衛延安》（長篇小說）、電影《怒潮》都受到了徹底批判。但這些作品倘沒有像《第二次握手》那樣，即具體而微，又崇仰備至地對周恩來加以頌揚，樹碑立傳。周恩來是江青集團篡黨奪權、推行極左路線難以逾越的障礙。《第二次握手》將周恩來這一偉人形象，生動地嵌入了歷史畫幅，反映出廣大國人對他的愛戴，並掀起擁戴周恩來的情感潛流。這一切一定都刺痛了江青集團，使其產生了難以言說的惱恨。所以，他們是絕不肯放過此書作者的。
張揚（1944.5.19-）原籍河南長葛，在湖南長大。1963年初春寫下《第二次握手》，以後十幾年中多次重寫。1970年書稿在全國廣泛傳抄，受到「四人幫」的圍剿，是「文革」期間手抄文學的代表作。1975年1月張揚被捕入獄，1979年1月在黨中央和胡耀邦直接干預下平反出獄。
《第二次握手》故事講述：青年男女蘇冠蘭與丁潔瓊在海灣的一次風暴救助中相識、相愛。由於家庭反對、社會戰亂和小人挑撥其間，兩個人被迫離散。二十多年後，丁潔瓊作為著名核物理學家不顧帝國主義阻撓，返回祖國效力。她卻發現化學家蘇冠蘭已經與其干姐葉玉菡結婚，當丁潔瓊悲傷地要離開北京時，周總理趕到機場做說服工作，丁潔瓊決定留下來同大家一起工作。五年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第二次握手》以蘇冠蘭和丁潔瓊的戀愛故事為主線。僅僅以兩次握手，作為這一對男女的身體接觸，書名已點出了這種愛情的時代特色和全部道德內涵。這也許正是當年令眾多讀者為之灑淚、神往之處。
環繞著兩次握手，作者還構置了葉玉菡——一個典型的賢惠、執著的中國婦女，以及黨的代表魯寧，帝國主義特務查爾斯，以及丁潔瓊的外國追求者：奧姆霍斯博士，蘇冠蘭頑固的父親：蘇鳳鱗，等等。他們是這場轟轟烈烈愛情的配角。
作者試圖把蘇、丁刻骨銘心的愛情與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操融合起來。小說的結尾，對祖國的熱愛彌合了丁潔瓊和蘇冠蘭的內心創傷，一種更博大的精神，使蘇、丁、葉三個人共同開始一種崇高、美妙的新生活。小說終結時，讀者也經過艱難的情感跋涉，最終攀登上了這一凡人不易攀上的崇高精神峰頂，進入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整部小說充滿了一種苦難意識。書中蘇冠蘭抄錄陸遊關於沈園的詩詞：「東風惡，歡情薄，一杯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蘇冠蘭與丁潔瓊這種《釵頭鳳》式的舊式悲劇，包含了現實的政治因素。男女主人公承受著個人情感的痛苦，默默燃燒自己，默默承受苦難，將諸多磨難、苦衷消融於心中，將民族、祖國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種內心體驗，集中表現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情感歷程和當時愛國主義精神的實際內容。蘇、丁的愛情悲劇成為一代知識分子悲劇體驗的象徵。
在具體情節、場景的選擇、構置上，作者採用了類似當今暢銷書所常用的手法。這是一種強調可視效果的手法。
場景之一：電閃雷鳴，巨浪翻騰的黃浦江上，蘇冠蘭躍入江中救出一名少女。
之二：美國新墨西哥州半沙漠地帶，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場。在水泥地下建築內，丁潔瓊坐在中心控制室的指揮儀前的安樂椅上，在原子彈起爆前的11分鐘，奧姆霍斯在傳真機、熒光屏前向丁潔瓊求婚，受窘的丁潔瓊急忙喊：「綠線完成！準備試爆！」
之三：PG-501研究室，黑面人用袖珍手槍對準蘇冠蘭，並用一小堆紅藍寶石試圖收買蘇冠蘭。蘇冠蘭高呼：「抓特務啊——同志們！」葉玉菡將盛有「王水」的瓶子擲向黑面人，特務向蘇冠蘭開槍，葉玉菡立即擋在蘇冠蘭身前，中彈後倒在他的懷中……
以上場景頗像今天歐美電視連續劇，把虛構的人物放置在宏大的歷史舞台中央。這是運用現代史詩手法，寫成的典型通俗小說。
在語言上，《第二次握手》注重詞藻的豐富性，追求色彩斑斕的效果：
「丁潔瓊那大理石般潔白的面龐則添上了一抹風塵，這可能是從那金黃色的大戈壁灘上帶來的痕迹吧！」
如果從暢銷書的角度來看待《第二次握手》，那麼它獲得的極大成功，已不容置疑。在1979年7月出版時，在三個月內就印刷了三次，僅第三次印刷數即為50萬冊。
對知識分子的全盤肯定，謳歌周總理，以纏綿的愛情為主旨。這三點的突破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作者在表述這一切時，顯示出了他充分的明確性和自信力。
《第二次握手》不愧是「文革」中的一部奇書。它像是幾滴甘露灑在文化沙漠上。只有曾身處「文革」歷史環境中的人們，才能體驗到這幾滴甘露的寶貴。
在張揚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詳細記述了《第二次握手》寫作經過，以及在這一「文字獄」中遭受迫害的經歷。
1975年1月7日上午，陰冷潮濕的南方農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員們都忙著出工。工間休息，生產隊長來叫我，說是公社主任讓我去談口糧問題。
我上山下鄉落戶在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嶽人民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公社機關就坐落在我們隊，近在咫尺，幾十秒鐘後，我跨進了公社主任的辦公室。
那時，「文革」高潮已經過去，我們知青戶里，女知青各尋門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過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條光棍。
走進辦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談開了。公社主任神情古怪。他頻頻點頭，似乎在傾聽，卻又心不在焉。
這時，門外又走進四個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環形在我前面和側面坐下。我瞥了一眼，並不在意，繼續懇切陳詞。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繼續頻頻點頭，一面抬頭沖對面的一個中年警官道：「怎麼樣？你們說說罷。」
什麼？他們說說？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那中年警官盯著我問。我回答了，但有點茫然。
「哪裡人？」
「多大年齡？」
「現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時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穩地說出最後一句話，同時亮出一張紙頭。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拘留證。
我接過紙頭看看，是省革委會公安局發出的。執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情冷峻。
「咔嚓」一聲，我被戴上手銬。
公社主任避開我的視線，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我們走出他的房間，接著是搜查我那間破舊、低矮、陰暗的土磚屋。
我冷冷地看著他們在屋裡屋外「深挖細找」，忽然憶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鄉那天。身上總共揣著親友們送的14元錢。那幾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擁有錢幣的最高額！在「革命化道路」上艱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後的今天，我身上竟連14元錢也沒有了，而且一身襤褸，骨瘦如柴。
從我的住處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說稿《含丹的歌》。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它記載了我個人的一段發生的「文革」初期的愛情悲劇。這幾乎便是我唯一的財產了！
從長沙迢迢三百里趕來的是兩輛北京吉普。公社裡里外外已經圍了許多人，大家都用難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我戴著手銬，沖他們微笑頷首，環顧四周，然後鑽入一輛小吉普。
在瀏陽縣公安局停車加油和交接檔案後，車子又繼續前進。黃昏時到達位於長沙市東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舊時這兒有一個頗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反動軍閥何鍵在這裡修築了一座國民黨的「模範監獄」，專門用以殘害人民群眾，屠殺共產黨人。鹿洞里成了這座監獄的代名詞，聲聞遐邇。新中國接管了這一片建築物，仍作看守所用。「文革」以來關押過不少省委書記等高級幹部。
我被解除手銬，關進監房。
在第一次審訊中，曾問及我「有無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對象，而且終於被捕了。原因是：瀏陽有位中學生、紅衛兵頭頭，一個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將」，他在1968年給我的書信中猛烈抨擊了「非神學的聖經」、「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