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是「文革」中流行比較廣的「手抄詩歌」。這首政治幻想詩，集中體現了當時老紅衛兵的狂熱。此詩產生的背景是整個社會對毛澤東的極度崇拜。
《人民日報》以通欄篇幅不斷登出世界各國人民熱愛毛澤東，手舉毛主席語錄、畫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緬甸、泰國的革命戰爭勝利捷報頻頻傳來。1968年5月，西歐、北美爆發了廣泛的學生運動，巴黎大街築起了街壘，與軍警連環「浴血搏鬥」（《人民日報》語）八天，用棍棒、石頭、燃燒瓶……這一運動波及紐約、波恩和羅馬等城市。在羅馬的街頭貼出了毛主席語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整個中國對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國1700萬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聲援西歐、北美人民鬥爭。《人民日報》載文說：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害人蟲「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不僅是狂熱的中學生，包括當時社會上的許多人，都確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當時的造反組織有的就起名為：世界革命紅衛兵造反總部、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當時的青年人中影響很大：「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終生。為了我們的偉大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定決心，一輩子艱苦奮鬥。」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就是對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而作出的熱烈而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會思潮背景。為了讓讀者廣泛了解《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一詩的時代背景，有必要將當時一些中國紅衛兵的越國界進行「世界革命」的行動，作一些簡要介紹。
1966年9月，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一次紅衛兵大會。就在這次會上，北京市第100中學（這實際上是一所飛行員預備學校）的高二學生趙建軍、任熱河與北京市第56中學的高二學生孫智忠、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瞿紹東相識了。接著，他們又把各自在「串聯」和造反中結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紹。
趙建軍提出，紅衛兵不但要拿起筆批判舊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槍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個子任熱河是這些人里的「長者」。他認為，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燃遍全國，紅衛兵要繼續在革命路上打先鋒，就應該到國際舞台上經風雨、見世面。那麼到哪兒去呢？十個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年多以來，那裡的游擊戰越打越猛，規模越來越大。國內的報紙、廣播，幾乎每天都要報道游擊隊的戰績，這不由得使他們心裡發癢——「對，到越南南方去，到叢林游擊戰中大顯身手！」
十個人開始了緊張而簡單的啟程準備。每個人買了一塊指北針，天天晚上學著在夜間根據星座辨別方位。請人教幾句必要的越語，把「同志」、「繳槍不殺」這些詞背得滾瓜爛熟。趙建軍不知從哪兒搞來一張標有中越邊境的軍事地圖。王菊生、李小倩採購了麵包和十幾斤糖。任熱河、孫智忠帶上了幾把鋒利的匕首，以便防身。當時已近深秋，大家顧不上天涼水冷，一星期幾次到頤和園、八一湖去練習負重泅渡。
10月30日，這十名紅衛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帶上幾十塊錢和百多斤糧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寧的列車。
出發前，誰也沒有告訴父母，連一件換洗的衣服也沒帶。
臨行前，十人聯名給周總理寫信，表示「不怕死在戰場上」。
趙建軍當時就攤開日記本寫道：「再見了，年邁的父母，等到越南統一之日，再回來見你們！」
在廣西邊境憑祥，他們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趙建軍、任熱河、孫智忠、瞿紹東最終越過了邊境線，穿越叢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內的公路上，四個人截住一輛卡車，一個勁兒地說：「巴亭、巴亭。」越南司機立刻明白這四個中國人要去的是河內巴亭廣場。巴亭廣場就像中國人熟悉的天安門廣場一樣。趙建軍、任熱河、孫智忠、瞿紹東一上車，不顧車廂的劇烈晃動，呼呼大睡了起來。
第二天晚上10點，河內到了。借著路燈，他們看見了巴亭廣場、主席府和隱在樹後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個人用學過的幾句越語問路，又費了一番周折，總算來到了中國大使館。望著使館上的五星紅旗，他們又高興，又懊喪。正在想著，使館二等秘書走出來，親熱地握著他們的手說：「歡迎！歡迎！你們到家了。」
趙建國、任熱河向駐越大使朱奇文陳述了越境過程，然後不厭其煩地重複說：「我們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遠，困難多大，我們都能堅持下去。」朱大使聽後有些激動，按照這些娃娃們的說法，可以算出，他們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頓飯。他一面讓廚師趕快去準備飯，一面耐心地勸說他們先休息幾天，等使館向國內請示後再說。
第二天上午，聽使館的同志說，朱大使特地為此事約見越南總理，並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個年輕人這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館機要員忽然闖進他們的房間。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辦公室去！」
原來是周恩來總理打來了專電。根據任熱河、瞿紹東的回憶，電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並告四位革命小將：
他們未經中越雙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們感到為難。但他們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議先到我援越部隊鍛煉一個時期，待部隊輪換時回國。如胡主席接見革命小將，請大使陪同。另外請將他們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併報來。此事下不為例。
經過幾天集訓，趙建軍、孫智忠分到316大隊2分隊，任熱河、瞿紹東分到320大隊2分隊。四人都是預備供彈手。
經過兩個月的訓練，師長批准他們的參戰。當天晚上，趙建軍向連黨支部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時，指揮所接到敵情通報，美航空母艦北移，溫縣防區可能會出現「大型攻擊波」。下午4時11分，刺耳的防空警報撕碎了空氣，大地也微微顫動起來。20多架敵機向交通線撲來。為了壓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飛機對我炮兵陣地瘋狂轟炸。
戰鬥結束後，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預備炮手趙建軍滿臉滿身的泥血，倒在炮輪里側。在他汗涔涔的臉上，一雙失去光澤的眼睛凝視著遠方……
趙建軍犧牲後，師黨委決定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追記二等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通電全體援越部隊，號召所有指戰員向趙建軍烈士學習。
不久，趙建軍的父母收到了兒子生前所在部隊的一份紀念品：一個用有機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著一架用美製F-105飛機殘骸製成的小飛機。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鋪成的底座上，鐫刻著一行小字。上面寫著：「父輩英雄兒好漢」。
趙建軍的父親是我軍某部司令員，母親也是一位部隊幹部。兩位身經百戰的老軍人含著淚給部隊回了一封信：
「……建軍是我們最疼愛的大兒子，我們老了，組織上不會批准重返前線。為烈士報仇，為千百萬越南人民報仇的重擔要由你們挑起來。孩子們，勇敢地戰鬥吧！我們要在越南統一的那天，等候你們的凱旋。」
幾個月後，兩位老人又把趙建軍的弟弟趙奠軍送到了哥哥曾戰鬥過的部隊。在友誼關南面63公里處，弟弟把一個燦爛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時隔多年，當那最後的音符在邊境那邊的山地叢林漸漸沉落，有人才在一份舊日的檔案里讀到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1969年6月，因各種原因逾境參加緬共游擊隊的紅衛兵達300餘人，他們的籍貫包括雲南的昆明、保山、潞西、騰衝、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佔一半。也有少數原屬建設兵團的北京、四川知青。
黃堯在《最後音符》一書中追憶當年的越國境行動時寫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們出境幾天，返回中國時就身著簇新的草綠色緬共游擊隊軍裝，軍帽正中嵌著用薄氈製成的紅色五星），帶來了一份「緬甸共產黨黨章」。這份油印的《黨章》迅速地在知識青年中傳播，成為中國紅衛兵了解異國共產黨的第-份有憑有據的材料：
「……緬甸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緬甸共產黨認為，必須堅決沿著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解放城市，廣泛地進行游擊戰爭，消滅敵人壯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戰爭道路前進。
「緬甸革命戰爭正在經歷著長期的艱難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著勝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