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東林運動
《宋史·蘇軾傳》中一開頭就記載了一段蘇軾早在幼年時就立下的心志：
蘇軾因為父親蘇洵遊學四方，幼時由母親程氏教他讀書，每讀到古今成敗，程氏都為他詳細的分析其中要義；一天，程氏教他讀《後漢書》的《范滂傳》，讀著讀著便忍不住慨然太息；十歲的蘇軾便問她：「我如果效法范滂的志行，您會答應嗎？」
程氏回答他說：「你如果能效法范滂，我難道不能效法范母嗎？」
這短短的一段話固然記載了此後影響蘇軾一生志行的因由，同時也明白的彰顯了在這對母子的心目中，范滂和他母親的志行是多麼的崇高，多麼的受到景仰！
范滂是東漢的「黨錮之禍」中犧牲的清流之一——為了反對當時由宦官、外戚所把持的黑暗政治，一群耿介、正直、堅持理想和氣節的讀書人透過輿論評議時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形成了「清流」的力量，當然也就成為當權者厭惡、迫害、陷殺的對象。范滂的個性剛直，嫉惡如仇，既痛感時政的黑暗，更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出任官職的時候，他的作為公正清明、一絲不苟；到了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時候，他當然就被捕了；在獄中，他受盡苦刑，卻仍然不屈不苟，憤慨激昂的在訊問時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景仰，在他出獄的時候返回故鄉汝陽時經過南陽，來迎接他的車輿就有數千之多。
而到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的時候，他以三十三歲的英年，為自己所堅持的氣節殉身，《後漢書》中關於這段史事的記載是：汝南督郵吳導奉命逮捕范滂，他到達范滂的家鄉征羌縣後，抱著詔書，在驛站里關起門來伏床痛哭。范滂知道了這件事後說：「這一定是為了我。」於是自動到縣裡投獄。
縣令郭揖一向敬重范滂，看到他來投獄大為震驚，解下印綬要和范滂一起逃亡，說：「天下這麼大，您何必在這裡等著命喪奸人之手！」范滂卻拒絕了他的好意，說：「我死，禍事就結束了，怎敢連累您，又使我的老母親為我而陷入流離顛沛呢？」
到了就刑前，范滂的母親前來與他訣別。范滂向母親說：「弟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您老人家；我則到泉下去侍奉先父，存亡各得其所。請母親割不忍之恩，不要哀傷！」
他的母親深明大義，很平靜的對他說：「你現在能與李膺、杜密這兩位受人景仰的正人君子齊名，死又何恨呢？既得了美名，又何必想兼求長壽呢？」
范滂跪下敬受母教，再拜辭別——
這段史實讀來令人由衷的感動，范滂剛正的人品令奉命來逮捕他的人放聲痛哭，令地方官寧願棄職陪他逃亡；而范滂卻因為不願連累他人而甘願命喪奸人之手，尤其難得的是范滂的母親，即使在忍痛親見愛子受刑戮的時刻，她所訓勉兒子的話仍然是一股大無畏的精神，輕生死，重氣節，展現了一個堅強而偉大的心靈。
讀到這段記載的蘇軾母子油然的生出了景仰與效法的信念——其實，不只是蘇軾母子受到了感動和影響，千百年來，傳承了這種「輕生死、重氣節」的精神的知識份子從來沒有中斷過，無論是漢、唐、宋、元、明——
越是黑暗的時代，越能磨練、淬勵著人類的心志，從而使心靈與精神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明末的東林運動一如東漢的黨錮之禍——黨錮之禍的意義在史家筆下是：「在這個時代，知識份子秉承了前代論政的風氣與先賢豐富的文化遺產，毅然挑起了澄清天下風教的重任，僅僅憑著讀書人的一點骨氣，與顢頇昏庸的當權派發生直接的磨擦。」而所獲得的是「表現了知識份子憂國憂時的胸懷，形成維繫政治文化於不墜的一股中心力量。」——儘管兩者的過程不盡相同。
「東林」本來不是一個蓄意組織起來的集團，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理念的知識份子自然而然的凝聚起來的一個團體——早在顧憲成被罷斥為民、於萬曆二十六年重修「東林書院」之前，甚至在他考中進士、出任官職之前，他的身邊就已經聚合了不少一起談學問、關心國事的人群，像是弟弟允成、學生高攀龍、老師薛方山的孫子薛敷教等等；而他在朝為官的時候，更與朝中的一批正人君子時相往來，無論長官或同事，全都因為彼此的內心中共同所存在的知識份子的感時憂國的情操而氣味相投、而結合成一股力量；到了他罷官之後，他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和他一樣的因人品的清貴和擇善固執的理念而不容於現實的污濁的政治，逐一的步上了他的後塵，陸續的罷官還鄉，史孟麟、于孔兼、安希范、薛敷教、錢一本、劉元珍——在短短的幾年之內，紛紛的由在朝而在野；當然，無論他們的身分是官是民，在內心深處對國事的關懷都是一致的，即使已削職為民，大家還是時常的聚在一起，談論學問、批評時局，並且發出強烈的改革的呼聲，於是，「東林」這個團體也就逐漸的形成了。
東林書院原本是由宋代大儒楊時所創建的一所私人講學所，位在常州府的無錫縣，因為得地利之便——顧憲成、高攀龍等都是無錫人——使這群志同道合的朋黨興起了重修以做為講學、聚會的地點；這個計畫得到了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很快的付諸實行，於萬曆三十二年重建完成。
落後成，大家約定了每月的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大會東林講堂；顧憲成作會約，高攀龍作序，明白的確立東林書院「衛道救時」的使命，並由顧憲成出任山長——他是名符其實的東林書院和參與的眾人的精神中心——每一次講會的講稿都印行、流通，使沒能前來出席的人也能得知講會的內容；同時，他和東林書院的其他學者們也常常赴鄰近的其他書院巡迴講學，使影響更加的擴大；在這樣多方面的傳播下，沒有多久的時間，東林書院的名聲已經傳播到了全國。
而正如顧憲成所手書的、懸於東林書院的依庸堂內的對聯所述：「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和所有的東林學者們都不是躲在象牙塔內鑽研學問的學究，他的學術觀是在經世致用，他所認為的知識份子的第一要務是在於挽救世道人心；因此，他其實是一位以學術為基礎的政論家；明史上記述著：「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
於是，「東林」這個團體，雖無「黨」的名義與組織，卻隱隱的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的政治影響力的實質上的「在野黨」，像是反對礦稅等行動，既具體且達到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好幾度的運用這種透過輿論的影響力來干預朝中官員的任用與去留；像是大學士沈一貫的被迫辭官、王錫爵則婉辭再度入閣，及巡撫李三才的因為與顧憲成相善而大受輿論支持——無論就哪一件事看來，「東林」的介入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實力都到達了相當的程度。
當然，這麼一來，「東林」也就和朝廷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而且，「東林」發動輿論的基本標準是「嚴君子、小人之辨」的，對於心目中所認定的君子大力的擁戴、褒揚，對於心目中的小人則橫加攻擊，這麼一來，又把所有的小人逼到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東林」了。
這時的朝政已經紛亂如麻了，萬曆皇帝多年不上朝，明朝的衰敗之象已生，朝廷之中原本也已經發生了「小人結黨」的情事——隱隱形成的有三派，不同於「東林」的因志同道合而結合，這三個黨派主要是以地理的區隔和同鄉的關係而組合的；其一是浙黨，主要成員是沈一貫和他的擁護者，沈一貫是浙江人，故名。其二是宣黨，以湯賓尹為首，其三是崑黨，以顧天駿為首。後來這三黨重組，改成了浙、齊、楚三黨，沈一貫又已去職，遂以湯賓尹為首。
這三黨在朝廷中當然擁有著不小的實力與勢力，為了爭奪政治利益，很快的就與「東林」對起壘來。
雙方第一次把原本只在暗中角力的鬥爭搬上檯面，引發成公然的衝突的導火線是為了推舉李三才進入內閣的事——內閣大學士的名額既因沈一貫的去職以及另兩位大學士的或去職或去世而有了空缺，遞補的人選也就成了各方明爭暗搶的對象；擁戴李三才的人們所持的理由是以往內閣大學士多由詞臣出任，不免常因對廣大的全國各地的民情了解不夠而影響施政成績，因而認為增補的人選宜考慮由外官中遴選；李三才揮霍有大略，出任外官多年，每到一地都很得民心，政績非常好，因此是最適當的人選。
但是李三才的政敵和有意入閣的其他人選和他們的擁護者也立刻展開了行動，收集了許多證據大力的攻擊李三才，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鬥；表面上看起來，這場紛爭只是支持或反對李三才出任內閣大學士而已，而實質上卻是兩個集團的大角力。
朝臣中支持「東林」的人當然很不少，內閣中僅存的幾位大學士之一的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這兩個實質的政治地位較高的人也在其中；於是，顧憲成親自寫信給他兩人，極力的推許李三才的能力；御史吳亮一向與李三才交好，便把這兩封信附在邸報中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