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燃過的一五九二年
圖畫上的人物多而且小得如蟻群，密密麻麻的布列成一個個特殊的圖案，遠處是山，近處有建物，古典風格的畫風工整精細，敷設典雅，可是，畫圖中所呈現的世界和所流露的氣氛卻不是和諧的。
仔細的觀看著，探尋著這一幅幅畫圖的內容，四百年前的史事就宛在眼前；這幅「釜山戰鬥圖」畫的是豐臣秀吉所派遣的侵略朝鮮的部隊攻陷釜山時的現況；這幅「龜甲船圖」畫的是朝鮮的抗倭名將李舜臣率領著他所親自設計、訓練出來的龜甲船隊抵抗來犯的日軍水師；這幅「天朝援軍戰鬥圖」畫的是明朝的援朝抗倭主將李如松率領著大明官軍在朝鮮協助抵抗日軍——歷史不能再現，我只是從畫圖中看到了歷史的實況。
我也看到了豐臣秀吉的畫像，他穿著精緻、講究的服飾，一頂黑帽下，烘托著瘦臉上的一雙長眼越發的銳利、有神；年紀已經不小了，皺紋很明顯的呈現著，在臉上構成了歲月的線條；瘦小的身軀端坐著，手中持著一枝梅花——這樣一個不太起眼的外貌，和歷史上的許多英主或裊雄偉碩的外表比較起來，有著一大段的距離，幾乎無法令人置信，這個人竟會是日本歷史上叱吒風雲的豐臣秀吉。
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這個人就是豐臣秀吉，不但曾經在日本歷史上傲視睥睨，更是四百年前這場跨國戰爭的發動者。
西元一五九二年，在中國為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為宣祖二十五年，歲次壬辰，在日本則為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
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發動了他早已準備多年的戰爭，派出十六萬六千多人的大軍，兵分八路渡海攻打朝鮮；第二天，登陸的部隊發出拂曉攻擊，包圍了釜山城，並且很快的攻陷了釜山；這一場在朝鮮歷史上稱為「壬辰倭禍」，在日本歷史上稱為「文祿之役」，停停打打、戰戰和和長達七年，牽連了中、日、韓三國的大規模戰爭於焉展開序幕。
我逐一的閱讀、比對著從各方蒐集來的包含了文字與圖片的各種記載，企圖從中探尋著這場長時間的跨國戰爭的整體性意義；於是，時間再往上追溯，一五九二、九一、九零——日本史上出現過的一個個的名字，豐臣秀吉、織田信長，乃至於足利義滿和整個的戰國時代。
從統一政權崩潰之後，日本的歷史很必然的走入了分裂——一如世界其他任何一個的歷史——而這個分裂也很必然的為日本的蒼生帶來了痛苦；將近兩百年的「戰國時代」，烽煙四起，戰亂遍地，民不聊生，是一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世界，直到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的相繼與起、歷經一番努力之後，分裂的局面才又逐漸改變，而走向統一之路。
但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固然是歷史的法則，卻仍然需要活在歷史上的人們付出重大的代價；豐臣秀吉既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完成了統一的霸業，統一之後的各種接踵而來的問題也還有待他花費更大的心力去解決，從經濟、領土到慣於徵戰的將士的出路，在在都令他傷透腦筋，在苦思之際，他想到了往海外發展，侵略他國以解決國內問題的策略。
史料中很明白的記載著，他所要侵略的對象是中國人，路線則由朝鮮進入——在戰爭發動前七年的一五八五年，他在大阪城向外國傳教士斯巴爾·凱羅透露想要購買軍艦的計畫時，就已經很明白的說出了他想要侵略中國的野心了，第二年，他征討九州，公開發表了這個意圖；同年六月，他派茶道家千利休出使對馬島，要求島主宗義調在他出兵朝鮮的時候派兵助戰——
而儘管他已經這樣明白的昭示了他將假道朝鮮、侵略中國的野心，這被覬覦的兩國卻竟渾然不覺，任由他在長達七年的時間內從容的部署侵略的準備，甚至，直到戰爭已經發動了，釜山已經淪陷了，兩國的朝廷還不知道情況。
這樣的史料，讀來令人不能不感慨萬千——有這樣荒唐的朝廷，難怪會遭致外侮！
萬曆二十年是萬曆皇帝即位的第二十年，是大政治家張居正去世的第十年，大明朝盛極而衰的趨勢已經走得非常明顯了。
這一年，三十歲的萬曆皇帝在《明史·本紀》中所下的第一條紀錄是「春正月丙戌，給事中孟養浩以言建儲杖闕下，削籍。」——他把上疏向他要求冊立皇太子的官員孟養浩，施以本朝最折辱士大夫尊嚴的「廷杖」，來處罰這個說了他不喜歡聽的話的官員。
「春正月」里北京城中還是飄雪的日子，鵝毛般的細雪挾帶著徹骨的森寒，扑打著滿城的居民，地上厚厚的積了一層雪，足跡踏過，每每把雪與泥踩混成一片污泥；而一個自幼飽讀詩書、兩榜進士出身的言官，就在細雪中被押到午門前的御路東側；在他的面前，左邊是萬曆皇帝派來監杖的司禮太監，右邊是錦衣衛官校，以及數十名臂帶袖套，手執木棍，負責行刑的旗校。
司禮太監上來神氣活現的高聲宣讀著聖旨，結語一句「欽此。謝恩。」的尾音拖得老高，擺明了在羞辱受刑的官員；然後，旗校上來，用麻布兜將受刑官員的肩脊以下束起來，用繩子綁住兩腳，四面牽曳的把人如牲畜般的絏倒在地，俯卧在酷寒、污穢的雪泥中，大腿則整個露出來，準備受杖。
一切就緒了，旗校們一起扯開嗓門發出如雷般的暴喝聲：「擱棍——」
很快的，一根木棍被擱上了大腿。
接著，又是一聲暴喝：「打——」
霎時間，一幕慘絕人寰的畫面和聲音一起登場，旗校們的暴喝聲，木棍擊打聲混合著受刑人的呼號——絡至於血肉模糊的受刑官員奄奄一息的掙扎於生死之間，而天上的雪花依舊無情的飄落了下來，四周觀看的民眾也繼毫不以為奇——大家都已經司空見慣了，「廷杖」這種刑罰明太祖時代就立下了，專門用來整治不聽話的官員；兩百年了，別說被刑過的官員已經多到數不清了，就是當場杖死的官員也已經多到數不清了。
大明朝的皇帝不尊重讀書人，不但是習，還是制度、傳統——一如大明朝其他多種的不合理的制度——官員們受到杖責的也不一定是犯了錯，有很多人就與孟養浩一般，只是上了個拂逆了皇帝的心意的奏疏而已。
這一次，孟養浩上疏要求冊皇太子而被杖責，丟官其實是一件很冤枉的事；因為，為了冊立皇太子的事，萬曆皇帝早已不知道與大臣們發生過多少次衝突了，倒也不是每一個上疏請求冊立皇太子的大臣都被廷杖；孟養浩的受責也許只是「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而已；但是，從這一件事揭開萬曆二十年記事的多幕，後世的讀史者已經不難探究到這個時代的整體性病態了。
本來，做為丈夫和父親的萬曆皇帝如果只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大明朝的皇帝，那麼，他偏愛鄭貴妃和她所生的皇三子常洵，不喜歡王恭妃和她所生的皇長子常洛，問題和衝突就不至於鬧得這麼大，甚至，根本沒有問題和衝突；但是，不幸的是，他「生在帝王家」，他對兒子們的態度將影響到下一任皇帝的人選；而明朝的士大夫們卻又非常固執的拘泥於傳統的倫常、宗法觀念，堅持著「立嫡立長」的原則，喋喋不休的向萬曆皇帝進言，而引發了一連串的後續事件。
而這還僅是表面上最激烈的衝突，實際上所存在的問題更千倍、百倍於這「立儲」的紛爭；自張居正死後，內閣首輔的人選一個不如一個，使得政治日益腐敗、財用日益不足，萬曆皇帝個人日益荒淫；短短的十年下來，一個原本富強康樂的大明朝已經百病叢生了。
《日本外史》中很明白的記載著豐臣秀吉的心態：
明民有來投者，言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秀吉益思窺之。
————若非萬曆皇帝失德，怎會引起豐臣秀吉這個「有機可乘」的念頭呢？
而當時的朝鮮國情，那更是十足的合乎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歷史法則——
生在一五九二年以前的朝鮮人民是幸運的，因為，這座緊鄰著中國的半島上已經將近兩百年的時間沒有發生過戰爭了；但是，就另外一個層面看，這份幸運卻也是一種不幸；因為，長久的安逸會使人失去憂患意識和鬥志，「民多不知兵」的後遺症是既容易引起野心國的覬覦，一旦有戰爭發生，更無法抵抗。
能夠在安逸中產生警覺的只有少數的知識分子，但是，當這少數的先知對舉國上下提出憂患即將降臨的警告時，卻沒有多少人肯置信；更甚者，朝鮮國王李因為承平日久，耽於逸樂，對醇酒美人的與趣已經超過了政治，更何況於眼前還看不到的憂患？而朝中的貴族、重臣則正分成東、西兩派的爭權奪利，互相攻擊；當西派的官員提出日本懷有蠢蠢欲動的野心時，東派立刻為反對而反對的予以否定了，而就在這樣的內鬥兀自不休的時候，日軍早已老實不客氣的登陸了朝鮮的領土，一路長驅直下的攻陷了王京，如大夢初醒的朝鮮君臣既無力抵抗，當然只有棄京逃竄倉惶出走，一面派使向中國求救。
朝鮮既是中國的屬國，有事求援，中國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出兵援助；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