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的心目中都存在著一個烏托邦、一個理想的世界——雖然這個理想的世界在現實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生在盛世中的人是幸運的，所處身的現實世界和心目中的烏托邦之間的距離還不算十分遙遠，縱然有些小不如意，也不致於成為精神上超量的痛苦；但是，生在亂世中的人就不然了。
亂世之中，政治黑暗，民生凋蔽，一切的現象都令有識之士看得痛心疾首；但是，接下來所衍生的作為，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消極，一種積極。
消極的人使自己成為隱士，萬事不關心，或猖狂，或逃禪，或遁入宗教的領域中尋求痛苦的解脫、寄託於死後的另一個世界，以逃避面對現實中的黑暗；積極的人則挺身而起，向現實中的黑暗挑戰，試圖改造乾坤、力挽狂瀾。
因此，中國的歷史上既有魏晉南北朝的宗教大興期，也有東漢末年，清流挺身對抗腐敗、黑暗的政治，釀成「黨錮之禍」的史實；而在黑暗的明朝末年，積極入世的知識份子們也掀起了一次「東林運動」來試圖力挽狂瀾，最後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頁「光榮的失敗」。
作為「東林」創始人的顧憲成，他的心志和道德勇氣同樣的照亮了那個令人絕望的黑暗時代。
同樣的是一幅「勇者的畫像」，同樣的以天下為己任，顧憲成的奮鬥過程卻大不同於努爾哈赤或張居正——努爾哈赤成功的改造了乾坤，開創了新的時代；張居正曾經擁有十年的執政期，力挽狂瀾的延緩了明朝的衰敗；顧憲成卻不然，他既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朝代，在自己所處身的時代中也從來沒有得到過施展抱負的機會。
而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奮鬥中包含了更多的悲壯……
顧憲成生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逝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元一五五零年——一六一二年），一生所經歷的時間正好是明朝滅亡的關鍵時期。
嘉靖二十九年正是俺答入寇，包圍北京的「庚戌之變」的這一年，伴隨著他出生而來的即是憂患，這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定數呢？或許兩者都不是，他只不過是和有史以來的全人類一樣，既無從選擇降生的時空，必須為自己所處身的時代背負起一份歷史責任罷了。
而明朝的歷史中畢竟有著幸運的時刻與轉機，在經歷了世宗荒誕、沉迷道教，嚴嵩權傾天下的黑暗期後，少見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登上了歷史的舞台，藉著執政而執行他「力挽狂瀾」的任務，政治開始轉向清明，經濟復甦，百姓安樂，國家達到了富強的地步。
顧憲成在三十一歲那年考中了進士，做了戶部主事的官，那是萬曆八天（西元一五八零年），正值張居正當國的強盛時期；只可惜好景不常，兩年後張居正病逝，國勢從此急速下滑。
萬曆皇帝親政以後，不久就沉迷於酒色財氣而荒疏了政事，幾年後更因為立儲的事和大臣們的意見相左，他竟索性以不上朝、不見群臣的面來作為消極的抵抗，最後更淪為「福壽膏」的奴隸；繼張居正之後出任首輔的人偏偏又都是一群沒有能力、沒有氣節風骨的庸才、小人，既不能高瞻遠囑的治理國事，全副的精力也只擺在為自己的私利而鬥爭之上——在這樣的狀況下，政治能不污黑、能不腐敗嗎？
而一個自幼讀聖賢書、懷有高度理想、抱負的知識份子，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怎能不以政治改革為己任呢？
可是，現實的環境根本不容他發揮理想，從事政治改革，他不久就不見容於執政者、當權派——正人君子不見容於奸佞小人，根本就是自古以來的必然現象，他的遭遇早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過了，那就是「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當然，身為讀書人的他，所秉持的志節也一樣的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第一次的事件發生在萬曆十五年，首輔申時行藉京察之便排除異己，身為資淺官員的他雖有原則和氣節，不肯同流合污，並且挺身仗義執言，但卻無政治上的實力，和已盤踞官場數十年的申時行較起力來當然是落了下風，於是被貶為桂陽州判官。
第二次則是萬曆二十一年，他已被召回京中，任職吏部文選郎中，適逢會推閣臣，他推舉了王家屏，因而忤了萬曆皇帝的意，被削籍罷官。
他從此就與宦途絕了緣，但是，即使罷官返鄉歸里，在家中做一名無官無職的尋常百姓，他心中那份屬於知識份子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仍然分毫未減；甚至，因為「身在野」，而更能深入民間的發現到了許多社會問題，存在於他心中的「憂國憂民」的感懷就更重了。
因為政治由清轉濁，經濟由盛轉衰，萬曆中期的全國百姓已經開始承擔繁華過後的後遺症和痛苦了——原先由富裕而形成的逸樂和淫靡，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而在經濟力衰退以後，這種社會風氣又間接促成了人心的墮落與道德的敗壞；看得他在在憂心如焚。
而存在於知識份子間的學風，更是加速社會風氣惡化的媒劑；一代大儒王陽明離開人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學說在蔚為學術的主流，風行一時之後，形成一個學派，弟子、再傳弟子多得無法計數，延綿了數十年，已經衍生了許多流弊；一則流於談「心」的空洞虛誕，而忽略了道德實踐；一則強調以「心」為是非的標準，結果是以「自己的心」為標準，而排斥「別人的心」；更甚者堅持己心不受約束，連帶使行為也肆無忌憚——種種的流派早已脫離了「王學」的真諦，甚至與王陽明原本提倡的學說根本是背道而馳的 。
但這樣「掛羊頭賣狗肉」的學說卻因為少數人的「蓄意炒作」而十分風行，尤其是王陽明晚年所提出的「無善無惡」說 ，更成為「利用」的對象，一般追名逐利的無恥之徒、不法之徒打著這樣的招牌來混淆是非善惡的標準以攫取利益，使得世道人心、社會風氣更加的敗壞。
王陽明晚年思想圓通，指點弟子常有不落善惡兩端之語，而且晚年的許多觀念、見解都不及詳加說明，因此他死後門下的許多弟子把他的學說中加入自己的意見，各持一說，常失陽明的本意。「無善無惡」，陽明本人沒有多談，乃是他左派的弟子王艮的弟子周汝登拿出來大加標榜的。
到了萬曆年間，王學的末流又發展出了一個支派，那就是「狂禪派」——從泰州學派的顏山農、何心隱發微，到李卓吾 以異端自命的集大成，更把已經變質的王學帶到一條極端個人主義的狂誕之路，而且吸引了不少的追隨者，也影響到了文學的風氣。
最先是李卓吾的弟子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以籍貫公安而形成「公安派」；再接著，鍾惺、譚元春也組成了「竟陵派」——兩派雖然名稱不同，文學的主張卻是一致的，都從「李卓吾式」的「自由」、「狂誕」出發，打出些諸如「詩主性靈」的旗號，雕琢些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的文字；再接下來，「小品文」的文體被這幹人捧出來了。
小品文是標準的「休閑文學」，三言兩語、輕薄短小，文字往清奇幽雅的風格發展，內容則盡多是吟風弄月的感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兼雜一點李卓吾式的「亦儒亦佛、非儒非佛」的似是而非的「禪」；推出之後大受社會群眾的歡迎，於是開始興盛了起來，興盛了一段日子之後，後遺症也跟著來了。
文壇幾乎全被這種柔靡的文風所席捲，竟有如提早反應了國運似的呈現著一股末世的氣氛，一篇篇沒有內容的文字遊戲在在都是「玉樹後庭花」式的華美柔媚，引領著讀者走進一個虛幻的、萎靡的、只想享受眼前的唯美感受而渾然不關心天下興亡的精神領域。
情況更糟糕的是一部份的小品文作者的人品非常低下，筆端卻能幻化出百媚千嬌的花朵來欺世盜名；偏偏，這一類的作品又在社會上大受歡迎，於是，小至個人的人生觀，大至社會風氣都跟隨著這種文風的引領而日漸沉淪。
這種種的現象看在顧憲成的眼中，不免憂心如焚——縱使小品文的作者之一的陳繼儒 本是他的舊識，他也忍不住的發表了他由衷的談話：「現在讀書人在朝中做官，享受富貴，卻不把心思放在幫助君王治國、替君王分憂解勞的事情上面；派到外地做官，卻不照顧百姓的生活、解決百姓的問題；不做官了，就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蓋了房子住，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整天談『生命』、『感覺』，寫些精緻小巧的文句，作些白日夢，根本不管世道人心國運的變化——讀書人變成這個樣子，就算他的文章寫得再好，名氣再大，也一樣讓真正的君子覺得不恥 ！」
而對於王陽明其人，他雖也頗為景仰他一生的功業和學問，但是對於他晚年所提倡的「無善無惡」說卻是竭力反對的——王陽明本身的學問博大精深，到了晚年，提出「無善無惡」的說法時，他已臻智慧成熟、圓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以胸中「四無」；但是，像他這樣的大儒大哲，在人類中只是少數，世上的絕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