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驕傲與悲哀
一個人會降生在什麼樣的時空中，自己根本沒有選擇權；降生之後更是無論滿不滿意，都只有接受。
對一般人來說，成長的過程中大半的時間都花在認識自己所處身的環境中，學習適應環境，而後在現有的環境中度過一生，無可無不可，庸庸碌碌。
但是，對少數特別的人來說，卻非如此。
對現有的環境不滿意，對自己所處身的時代感到失望，於是興起改造時代的念頭，繼而終生追求這個理想，並且鍥而不捨的為這個理想付出終生的努力——這便是在歷史上永垂不朽的人。
同樣是生長在黑暗的時代、困難的環境中，同樣是懷著改造時代、開創未來的壯志，努爾哈赤和張居正所使用的方法卻大不相同。
努爾哈赤是白手起家，是赤手空拳的打出一個天下，建立一個國家；一切從零開始，聚沙成塔。
他的一生事業的發展是建立一個新的朝代，去取代舊的、已腐朽的朝代；無論就個人定位或者歷史評價而言，他都是個不折不扣的開創者。
而張居正卻不然。
誕生在明朝的知識份子的家中 ，張居正一出生就已註定了他一生的發展絕無「努爾哈赤式」的可能，也絕無成為開創者的可能。
那是因為他是明朝的子民——開國已有兩百年歷史的明朝，有一套早已行之多年的「慣例」、「規範」、「制度」，掌握著每一個子民的思想和行為；身為明朝一億子民中的一個的他，當然從一出生就已經有一條固定的軌道在等著他按部就班的行走，容不得他脫軌而出。
於是，他就和全國的每一個知識份子走著同樣的一條路：讀書，然後參加科舉考試。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西元一五四七年）他考中了進士，這年他二十三歲，成績是二甲，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做一名政治上的見習生，在三年散館的期間內，學著把書本上的理論運用到實際的政事上 。
而在他中進士之前，有一段對他的一生影響重大的插曲：
由於他本性聰明，五歲入學，讀書過目不忘，贏得了「神童」的美譽；十歲時已讀通六經大義，下筆為文卓然成章，聞名於鄉里之間。十二歲，他到荊州府「考秀才」，荊州知府李士翱和湖廣學政田頊當面出題考他，結果是「驚為天人」，他於是成了知府和學政親自選拔下的最年輕的秀才 。
第二年，他赴鄉試「考舉人」，成績十分優秀，深受湖廣按察僉事陳束 的讚譽，認為以十三歲的稚齡而有這麼傑出的成績，實屬曠世奇才，因此力主錄取；但是，湖廣巡撫顧璘卻有著更高層次的看法和做法。
顧璘是位高瞻遠囑的飽學之士 ，他認為資賦優異的天才兒童要從本身已得天獨厚的小聰明發展成大智慧，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磨練，才能成長為國家的棟樑；以張居正的大才，如果經過適當的琢磨，將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如讓他以十三歲的稚齡就中了舉，少年心性，很容易驕傲、自滿，反而影響他的成長；而且，十三歲的孩子，即使書念得再好，考試的成績超過別人，也終究是個孩子，閱歷、心性的成熟是無法與成人相提並論的；因此，他主張給張居正挫折，以激勵他更加努力奮發，等下一科他的年齡稍大時再錄取他。
於是，這一科張居正便「名落孫山」了；但是，顧璘在私底下卻常常勉勵他努力上進，以「國器」來期許他；十六歲，他考中舉人的時候，顧璘甚至把自己的犀帶送給他，並且期許他說，知識份子應有遠大的抱負和理想，要做一名如古代賢相伊尹般的國之棟樑，而不要只想「一舉成名天下揚」的在考場奪魁，出點眼前的風頭。
這番期許的話，深深的進入了他的心靈深處，成為一生所要奮鬥的目標。
但是，理想和抱負存在於心中，想要實現和完成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中了進士，他也沒有得到什麼施展的機會，在翰林院中任庶吉士，每天所目睹的是百病叢生的朝政，想要改善卻是有心無力。
明世宗朱厚熜是個不稱職的皇帝，早在他即位之初，便因為追贈他的本生父的尊號問題，發生了「大禮議」的風波，當廷杖死了一百多名大臣 ；接下來，他便開始寵信「大禮議」中迎合他心意的張璁，任用他為內閣大學士；張璁素無人望，這麼一來更加被人目為佞臣，朝臣也就自然分為兩派，親張、反張，兩派互相鬥爭，朝政當然也就亂成了一團。
可是，朱厚熜卻不管這些，他迷上了道教，從嘉靖十八年開始就不視事，成天在宮裡建醮、禱祀的玩道教儀式；又召了一些道士來作法、煉丹，耗去大量的錢財，把一座皇宮弄得有如道觀；有勇氣上疏勸諫的大臣全被廷杖下獄，明哲保身型的正派人士則辭官返鄉，朝中的善類於是越來越少，包圍著皇帝的只剩下一批奸佞小人。
嘉靖二十一年，皇宮裡發生了「壬寅宮變」——這是一起重大的謀殺案，以楊金英為首的幾個宮女趁著朱厚熜在乾清宮熟睡之際企圖勒死他，幸好皇后得知消息趕來救了他；事後，全部涉案的宮女被處死刑，而朱厚熜也不敢再住乾清宮，索性搬出了紫禁城，住進了西苑。
他宣稱自己已非塵世中人，因此他不問世事，而只在西苑中修醮煉丹，企求長生不死——這麼一來，朝政便全交在他所寵信的佞臣手裡。
而他「選拔」佞臣竟有一個荒謬的標準：由於他信奉道教，時時要上表給天上的玉皇大帝，這種「表」叫做青詞，大臣中誰替他寫的青詞好，誰就得到他的寵信與重用。
張璁這一般人先以「大禮議」事件，接著又以擅寫青詞而把持了內閣七、八年；嘉靖十五年，夏言入閣，在經過一番激烈的政治鬥爭後取代了張璁集團；接著，嚴嵩入閣了，朝里換成了嚴、夏的暗鬥。
而在國防上，北方的俺答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東南的沿海則有倭寇猖獗；民間的經濟更因為這些政治、國防上的問題而蕭條——無論從任何一方面來看，嘉靖二十六年——張居正考中進士的這一年——大明朝正在走向黑暗期。
第二年，嚴嵩斗跨了夏言，並設計致他於死地，從此，嚴嵩獨攬大權，朝政變得更加黑暗；兩年後，俺答大舉入寇，圍攻京師，造成「庚戌之變」 ……
處身在這樣一個黑暗的時代，滿懷雄心壯志的張居正，內心熱切的規划了「改革、救國」的藍圖，卻只能將之埋藏在內心深處；而緊接著，有志難伸的痛苦和失望悄悄的吞沒了他。
三年的庶吉士散館之後，他升任翰林院編修；但是，面對著昏潰的皇帝和柄政的權奸，一名小小的翰林院編修能發揮什麼力量改革朝政呢？
連他的老師徐階在嘉靖三十一年入閣做了大學士之後，也只能採用「明哲保身」的態度與嚴嵩虛與委蛇，混日子，什麼作為都沒有——一名小小的編修能做些什麼呢？
與他同一年考中進士的楊繼盛，因為剛正耿直的個性使然，上疏彈劾嚴嵩，卻反而遭了嚴嵩的毒手，丟了性命 ——做了七年的編修的他，可不是「此身雖在堪驚」？
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布滿了他的心田，他索性稱病辭官回鄉。
半畝竹，一屋書，閑來吟詩弄文章，這種生活若是由「五柳先生」來過，那是其樂融融；但是，張居正卻不是「五柳先生」般的隱者、高士，他不具有隱逸的心性、出世的性情，所讀的書與筆下的詩文更非吟風弄月之作——從少年時代起就被以「伊尹」、「國器」期許的他，早已養成了「政治人」的胸懷，所讀的書是歷代的施政得失、興亡成敗，所思所想的是振衰起弊，所留心觀察的則是民間疾苦、邊關問題；他的整個的人生是入世的，他無法拋棄自己已定型的人生觀。
因此，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他再一次的選擇了仕宦之途：嘉靖三十六年，他回到京師任官；這一年，距離他考中進士已有十年了，在人生的路途上走了這麼一大段路，繞了這麼大的一圈，他已不是個未經世事的少年了；三十三歲，心智開始趨向成熟，他慢慢的體會到了徐階所秉持的「等待機會」的道理，自己也開始採取了這個原則來任官。
而到了嘉靖三十七年以後，徐階所等待的「機會」逐漸的靠近了；嚴嵩的權勢開始走下坡，徐階的地位逐漸提高，兩人在朝中的份量在一段日子後就到達了勢均力敵的狀態；到了四年後的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竟垮台了。
這個情勢的發展，對身為徐階門生的張居正而言當然是有利的，他的政治生命開始嶄露曙光，前途充滿了希望。
嘉靖四十三年，張居正除了陞官任右春坊諭德之外，又被選為裕邸日講官；兩年後又升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這兩個職位都為他日後的入閣奠下了基礎——翰林院侍讀學士和東宮講官本身就是「大學士」的接班候選人，而侍講裕邸，則為他與裕王的關係奠立了深厚的基礎。
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因為吃了過多的丹藥而羽化登仙去了，裕王朱載垕接掌大位，年號隆慶，廟號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