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的努爾哈赤
世界史上的十六、七世紀之際，既為奠下現代文明基礎的時刻，也是戰爭時起、新舊勢力消長、國家重組的時刻，而成風起雲湧、變動頻仍的年代，歷史的記載更是一頁驚心動魄的篇章。
歐洲在地理髮現、印刷術傳播、民族國家興起、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統一的破壞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都發生變化，時代陷入動亂中，戰火隨處可見，人們在期待下一輪太平盛世到來的禱告聲中度日；在亞洲，儘管變局與動亂形成的原因和形式與歐洲不同，而本質一致，人們活在等待「由剝而復」的契機中的情形更是一致的。
居亞洲中心的中國刻處明朝末年，於一五七三年以十歲沖齡即位的萬曆皇帝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卻有三十來年的時間不上朝，不見大臣，不閱奏疏，不關心民生疾苦；這樣的領導國家的方式，使他成為歷史上的一個敗壞的記錄，也使得明朝國勢如江河之勢般的快速步向衰亂。
昔日由張居正主政期間所達到的富強的情況不再，四海昇平的情況也不再；寧夏的吧吧、西南的楊應龍都以叛變而起兵災，援助朝鮮抵禦日本的大規模戰爭耗去許多財力和人力，遼東的女真興起以後，邊境連年不寧，戰禍頻生；國中內部更因為戰爭而加重賦稅，國君怠政而內政不修、吏治不清，於是民生凋敝，盜賊紛起；朝廷中大臣互斗，東林運動興起後更且衍成激烈的政爭，終至成為國家元氣的大斲傷。
而皇宮中的敗壞情形更比朝廷、民間、邊疆嚴重，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帝都是精神畸形的人，所作所為不僅荒唐，甚且是荒謬。
萬曆以「不上朝」為一生的特點，又貪財好貨，派出礦稅太監橫行民間，為他搜刮徵斂，充實內帑；同時，他又為立太子的事數度與大臣們失和，勉強冊立了太子之後，竟而發生他所寵溺的鄭貴妃暗中使人謀殺太子的「梃擊」事件；他逝後，繼立的泰昌更是荒唐，在位僅一個月就因為服「紅丸」而壽終；於是「一年換三帝」，由天啟繼位，而「移宮」案又起，原本已經問題叢生的後宮又生變故與紛爭。
但是，這三案發生過後，事情結束，卻不代表問題不在——更壞的還在後頭：天啟不久就沉迷於做木工，一切大權都落到了太監魏忠賢的手裡！
魏忠賢為所欲為，於是使明朝更加快腳步的走向無可挽救的滅亡之途。
而一向為明朝最嚴重的邊防威脅的蒙古，卻開始調整與明朝的關係。
打從元順帝北走，明朝開國，蒙古就是明朝的「世敵」，雙方攻伐不休；於明朝而言，既有多次大軍出塞征討蒙古的壯舉，也加強修築「九邊」重鎮，駐以重兵，防禦蒙古南下；於蒙古而言，是百餘年間曾多次糾集大軍伐明，企圖奪回中原，也幾度功敗垂成，腳步一直被限制在塞外，不得一酬壯志；卻在十六世紀末葉，這對「世敵」的關係和情勢都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曾經率領蒙古鐵騎包圍北京，造成北京戒嚴的「庚戌之變」的阿勒坦可汗（俺答），晚年的心境既因三娘子事件的刺激，也因仰信佛教而有所改變；一五七一年，他接受明朝冊封為「順義王」，雙方的敵對之勢大幅消減，其間，圖們可汗（土蠻）雖然數度由遼東侵明，殺掠頗多，造成明朝的重大損失，卻也受扼於李成梁的反擊，始終未得遂進入中原之志；女真興起後，大力交好蒙古諸部，科爾沁部、喀爾喀五部等都先後成為女真的盟邦，且助女真伐明；唯獨察哈爾部在一六零四年即汗位的圖們可汗之孫林丹汗的率領下，與明朝交好，與女真為敵。
林丹汗本負雄才大略，麾下兵強馬壯，縱橫大漢，當然懷有爭霸之心；女真建後金國後，國勢日強，遂成為他的競爭對象；他之選擇交好明朝，更非真心成為明朝的友邦，而是「遠交近攻」之略，企圖先聯合明朝，消滅後金，然後再圖明朝。
然而，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是錯誤的，他因為這個錯誤而付出重大的代價，成為蒙古最後一個大汗：他不但沒有消滅後金，還反為後金所滅，兵馬財物全歸後金所有，大大增加了後金伐明、入主中原的實力。
明朝東鄰的朝鮮則又是另一番光景。
朝鮮的歷史源遠流長，足以追溯千年以上，而李成桂建國，將王朝定名為「朝鮮」時是一三九零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到了明末，一樣有兩百年的歷史；這兩百年間，境內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農經、文教都有可觀，外交上則向明朝通貢稱屬，往來密切，兩相友好，除了朝中君主、勛臣與在士林之間偶有政治鬥爭的事件發生之外，一切都無大瑕疵，因而百姓安樂，府庫充足。
然而，隔海的鄰國日本也就因其「府庫充足、朝臣內鬥」而興起征伐之心。
日本也有源遠流長，足以追溯千年以上的歷史，而且歷史也一樣在分裂與統一的反覆交替中前進。
在一三九二年之前，日本的歷史處在兩個朝廷、兩個年號並存的「南北朝」時代，到了這一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滿完成了統一大業，開啟「室町幕府」獨攬軍、政大權的時代——這彷佛是上天故意布下的安排，日本開始室町幕府時代與朝鮮李成桂建國、中國朱元璋稱帝建元及蒙古北返大漠，重開歷史新頁的時間竟前後相去不遠，四國竟有如「不約而同」的進行改朝換代；而後，兩百年下來，步入衰微、動亂的情況也類似！
室町幕府沒落，日本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大小諸侯割據，互相攻伐、兼并，黎民百姓陷入苦難；而亂世往往是英雄發揮才能的時機，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亦因而名垂青史。
織田信長結束了「室町時代」本身卻為叛將所弒，遂造成豐臣秀吉的興起；一五八四年，他出任朝中最高官職「關白」，第二年又被天皇任命為太政大臣——以軍、政大權而論，他已是實質的日本國王。
而本非池中之物的他並不以此自滿——他一向嚮往中國的富麗繁華，而今，軍權在握了，還能不出兵一償夙願嗎？
更何況，出兵外國，既可解決國內的驕兵悍將，又可掠奪財物糧食來充實己國的民生經濟——一舉而多得，用兵之心確立不移。
而所規畫的侵略路線，府庫豐足、朝臣內鬥、武備不修的朝鮮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後將越鴨綠江，長驅直入的佔領中國——日本的入主中原之志也一如蒙古。
一五九二年，日軍出發，登陸後勢如破竹的佔領各地，不久就攻陷朝鮮王京，國王李昖棄京而逃，唯一的希望是中國的救援。
中國的紀年乃是萬曆二十年，朝廷派出李如松率軍救援；不料，李如松先勝後敗，戰事陷入膠著，議和亦多波折，拖延了七年，逢豐臣秀吉病逝，國中召回在朝鮮的日軍，這場跨國戰爭才告結束；但是，險遭滅亡的朝鮮全國元氣大傷，多年後才逐漸恢複；明朝的損失則不僅耗去軍費近一千萬兩銀，使原本已漸空的國庫更虛，並且威望全失，被人視作「紙老虎」！
蒙古的圖們可汗於是趁機再度入侵，李如松出剿，竟而陣亡——明朝的威望更是雪上加霜的下滑！
而這四國自身的情勢演變和相互間的微妙關係，既為牽一髮而動全身，其複雜、緊密、相互影響、牽制，同時形成大東亞地區的整體情勢，在在都有利於原本實力薄弱的遼東女真的興起。
遼東的女真族早從金王朝被蒙古消滅以後，就失去了統一的國家規模，退返於分裂的部落形態；生活退化到游牧漁獵，文字失傳，政制組織解體，更且因為已退化到半原始的部落，各部間沒有秩序可言，便彼此爭戰不休。
明朝建國之初，在遼東設立奴兒干都司，下轄三百八十四衛，但亦無善策治理，英宗時索性裁撤，情勢也就更加混亂；而遼東且因地理位置居中，除女真人之外，漢人、蒙古人、朝鮮人也常入居，於是更形複雜。
發展到明末，建州女真逐漸興起，而統稱「扈倫四部」的葉赫、哈達、烏拉、輝發並立；而明朝的名將李成梁在穆宗隆慶年間即受到重用，出任遼東將職，大力壓制女真各部。
李成梁祖籍朝鮮，世籍鐵嶺——生長遼東，因而熟知遼事，采「以夷制夷」的手法，使女真各部自相殘殺，互相削減實力，而一旦出現特別優秀的人才，他便親自出兵翦除，以使女真諸部永遠無法統一，無法建國，無法具有威脅明朝的實力。
然而，時至一五八三年，他所一貫的施用於女真的手段卻造成了一個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演變。
這一年，他出兵攻古勒、沙濟兩城，同時「誤殺」了建州左衛都指揮使覺昌安、塔克世父子。
他的原意當然一如以往，只是在剪除女真人的能人，削滅女真的實力；但是，塔克世之子努爾哈赤卻因此被激起了奮鬥的意志。
復仇的火焰熊熊燃燒，而遠較尋常人優秀的努爾哈赤在火焰中既看清了父、祖慘死的真相，也從而思索出女真人過去的悲慘命運和未來所應追尋的方向，認清了自己的使命，開始勇敢的走出創造英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