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利剛搬進局長辦公室的時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對他的任命頗有爭議，因而行動更加小心。他要設法贏得政治靠山和白廳主子的信任，讓他們對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鞏固的人更容易妥協。
漢利是個聰明人，比弗·瓊斯要高一籌，然而他卻沒有瓊斯那種堅強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瓊斯那樣信任漢利。自從瓊斯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去辦公室。安全局開始發生了變化，而在最後四年里發生的變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訣別。
最初發生的變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雜事，例如，漢利不像瓊斯那樣讓別人搭乘他的車——但這些微小的變化卻發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我們的辦公室先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到馬爾博羅街，又搬到高爾街灰黃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漢利建議把辦公室搬到綠化較好的地方例如切爾特南，但他卻堅持辦公室應留在倫敦。他開始培植自己的幫派，他們年青聰明，但全是文職官員——他們比軍隊的人更為可靠。我開始感到我們這一代正在逐漸消失。儘管我們之間有差別，我們當中那些從事過搜索內奸的偉大事業的人，無論站在哪邊，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輩出的時代正在被庸人輩出的時代所取代。
漢利上任後不久，就通知我去談工作。
他對我說：「彼得，我對你很信任。只要我當一天局長，你就有一天飯吃。」我知道他這話是針對我在D處三科最後一年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說的。
他還建議我辭去K處的顧問職務，專門在他手下工作。
「我讓你當我的反間諜私人顧問，」他說，「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間里辦公，並像以前那樣翻閱所有文件。但我想讓你為我研究些新問題。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處的案件中，我要你考慮未來。」
我們制定一個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愛的，但有些卻是我不喜歡的。他要我繼續負責「維諾納」工作，並同意我們應當在世界範圍內對遺留通訊進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愛爾蘭的情況。
「彼得，你給我出點主意，」他對我說，「看看，你能做些什麼……」
他讓我負責計算機工作小組。當時這個小組正在計畫將軍情五處的檔案工作實現計算機化，預計在七十年代中期會出現一個飛躍。D處三科曾使我透徹地了解到檔案室在幫助查找追蹤線索時的作用。漢利希望我把這些技術應用於計算機化的工作中去。
開始，我以為在愛爾蘭可以找到生機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裡去了幾趟以後，卻使我想起塞普勒斯，動搖不定的英國政策在那裡加劇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訪問愛爾蘭時，英國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稱英國同愛爾蘭的局勢已經好轉。我用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審閱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記錄。我畫了一張表，這張表說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線上升。這就是好轉的安全局勢！同塞普勒斯一樣，軍隊和政客們乾脆拒絕面對現實。
我唯一的建議就是在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話線上安裝一個竊聽系統。愛爾蘭共和國通過邊境的線路都隱蔽得很好，而臨時共和軍的重要通訊都是從共和國西海岸傳送到都柏林的。我設計了一個方案，用一個小包裝箱的竊聽機來截取從英國駐都柏林使館閣樓發出來的微波。儘管軍情五處批准了這一計畫，但外交部卻否定了這個計畫。當時就要簽定森寧代爾協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關這個計畫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們指出，塞普勒斯的根本教訓就在於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安全優勢，因而政治談判極不穩定。但當時他們聽不進去，因此後來森寧代爾協定的流產對我來說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計畫沒有實現，我很失望。從這件事我看到，官僚們對局勢的控制已經到了專橫的地步，二十年前我們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處理這件事的。我曾建議研究一下對臨時共和軍安裝偽裝炸彈的可能性。這一計畫在軍情六處的協助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正如當時我們在塞普勒斯的格里瓦斯的電話線上安裝偽裝接收機一樣。但這次就連軍情五處的負責人員也很害怕，拒絕對計畫作進一步研究。
「這是謀殺。」他們說。
「他們每天都在殘殺無辜，」我說，「你們認為英國人民會希望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
愛爾蘭局勢是使軍情五處對國內問題發生決定性改變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學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漸被罷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以及連續不斷的汽車工人罷工對希思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收集有關國內顛覆活動的情報。
這也是軍情五處頭兒最敏感的一個領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來保持他和整個五處的獨立地位。漢利上台前後的情況說明，他事先沒有應付這種壓力的準備。瓊斯當年一貫維護軍情五處的獨立地位，而漢利則決定聽從上級的命令，盡量向他們提供大量的有關國內問題的情報。
按照傳統，K處一直在軍情五處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處則是軍情五處的一個窮親戚，有能力的官員都不到那兒去。F處的工作一向不負責任，而且主持F處的是個整天樂呵呵的酒徒。漢利上台以後，對K處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卻對F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此，我們就失去了包括邁克爾·麥考爾在內的一大批功績卓著的反間諜官員。
然而這一變動的潛在危機出現在我退休以後。一九八一年約翰·瓊斯爵士被任命為局長，他是漢利的新組織中F處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終於在最高寶座上立穩了腳根。他是繼霍利斯以後的第一個沒有反間諜工作經驗而獲得成功的局長。他是一個十足的F處官員，他的任命充分說明軍情五處中心力量的決定性轉折。
漢利上台後不久，曾召集A處和F處的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怎樣確定軍情五處變化中的首要任務。會議一開始，漢利就作了關於國內顛覆活動情況和他稱之為「廣泛的左派勢力」問題的報告。他說首相和內政部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這個目標。然後，他又讓F處的一名叫做戴維·蘭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來發言。他簡略地彙報了一批左翼團體，如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等組織的結構和活動情況。
漢利很喜歡搞討論會，這個會幾乎開了整整一天。F處要求放寬對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的限制，並希望同郵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由於敵人是分散的，他們必須依靠通訊來建立聯繫，因而依靠通訊來找問題是惟一的方法。約翰·瓊斯善於鼓動。他宣稱，F處所需要的技術資源應由K處來做主，因為指揮間諜已經不能作為掩護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讓他的官員們打入這些左翼團體，因為他們大都生活淫蕩，軍情五處甚至連一個官員也不願意為國家作些犧牲。換言之，如果招募間諜，必定要冒社會生活和醜聞的危險，因此，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技術手段。看來，漢利是同意瓊斯的。
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價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體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後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於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於計算機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處對計算機小組有興趣主要在於建立廣泛的計算機網路，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機公司的網路。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裡有幾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麼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繫，然而這與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網路完全是兩回事。
我並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體中喪失得一乾二淨。再者，向計算機時代進軍意味著降低情報人員的價值，以後我們將成為數據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萬的姓名。
在最後的幾年中，我愈來愈多地聽到人們感嘆「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範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後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專制主義」。
D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為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核裁軍運動等團體與該處的宗旨關係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為他們並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克格勃的主要目標仍是情報部門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黨也日益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里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党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黨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