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報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個值得驕傲的偉大成就該多好啊！如果能解開這個謎該多好啊！他一生清白總比遲遲不下結論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卻並非這麼簡單，到頭來陰影依然存在，並像過去一樣濃密，把真相遮蓋得嚴嚴實實。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來到以前被D處三科用來作辦公室的那間狹小的工作室里。正當A處二科的技術人員檢查裝在南奧德利街我們安全樓的話筒時，書桌上的耳機響了起來。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又一天的開始，又一次審訊的開始，而對我來說，這卻是十年鬧劇的最後一幕戲。書桌上放著一本像電話簿那麼厚的案情摘要，封面背面印著一個奇怪的詞「德拉特」。這是霍利斯的代號，是幾年前由B處的代號小組發給我的，當時我正在D處三科進行自由調查。現在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從不明白它會帶來什麼痛苦。
安妮·奧爾尤因由於工作特別認真負責，在參加K處七科工作之前就已從譯報室晉陞為D處三科的研究官員了。K處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調查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更為詳細。他們查閱了霍利斯的履歷，並向他在牛津大學的同齡人進行了詢查和跟蹤，另外還查閱了在上海特別處里的記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麼重大證據，最後只能同以往一樣，成了一個信念的問題。
審訊前幾天，我們向霍利斯發了一封白色信件，請他到辦公室來一趟。最後的計畫已經制定好了。當然在制定計畫時，又發生了一場爭執。我們提出在審訊時期對霍利斯進行連續監視，以防他像布萊克那樣在嚇破膽的時候同蘇聯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話——進行聯繫。瓊斯對此卻不同意。他沒說什麼理由，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決心。甚至連漢利也為這件事辯護，他指著弗·瓊斯的鼻子說他在這件事上不會被寬恕的。弗·瓊斯認為批准審訊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而且這是他違心強加在前任局長身上的最後一個恥辱了。
約翰·戴受命主持審訊，安妮·奧爾尤因和我則監聽審訊實況，並及時提供分析。弗·瓊斯知道他對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選擇；另外，案子拖了這麼長時間，他應當讓別人知道他正在讓他的部下處理這個案子。
南奧德利街上的一扇門打開了，霍利斯被帶了進去。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他問道。他那熟悉的聲音在這麼多年以後仍是那麼堅定。
約翰·戴開始向他解釋審訊程序。
「這個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筆和一張紙。」
我試圖想像南奧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裡，坐得筆直，我甚至想他正懷念他的地位。當然鉛筆是必要的，可他還會無緣無故地傻笑嗎？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嗎？我心裡在猜測。或者他會感到害怕？我對此有點不信。我從不把情感同他聯繫在一起，我還想起他經常對我說的一些話。
「彼得，你對這件事太動感情了。」
我盡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動。
約翰·戴開始彙報霍利斯工作經歷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細節。霍利斯知道這套程序，他想搶在彙報之前說話。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稍慢一些。」約翰·戴說。
霍利斯有點惱火。
「如果你們不介意，我想說這的確有點枯燥。在我的履歷表上你們都能看到這些情況。」
但約翰·戴沒有被他嚇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們最好按程序來。」
霍利斯簡要地陳述了他的經歷。他說他離家出走是因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並聲稱牛津也不是避風港，同樣會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脫離這一背景，到外面干一番事業。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爾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時就意識到在高爾夫球這行里，我不會有什麼起色，所以我決定去四處旅遊。」
遠東深深地吸引著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里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後來這個計畫落空了。回想起來，霍利斯說他還是高興的。因為他與理查森之間沒有什麼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為一對好旅伴。
他迷戀中國，當然在那裡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樣，他同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勞德·科伯恩很好，這兩個人是粉紅色人物。
他說他經常生病。這個時期，他一直患有肺結核，最後他不得不重返歐洲。他是從莫斯科回國的。
「我想看看那裡是個什麼樣子。那個地方真可怕，骯髒，壓抑。人們臉上沒有笑容，而知識分子卻對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討厭。」
「你在那裡遇到過什麼人嗎？」約翰·戴問。
「在公共汽車和火車上遇到過人，在其它地方卻沒有。見到蘇聯人與在其它國家見到的人們，如中國人，不一樣。」
午飯時，安妮·奧爾尤因、約翰·戴、瓊斯和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後碰了頭。霍利斯一直鎮定自若，對答如流。
「如果這樣下去，他會把自己的罪過洗刷得乾乾淨淨。」安妮·奧爾尤因說。
午飯後，我們就他的回國問題繼續進行了審訊，突然，他失去了常態。雖然他的語氣仍然那麼堅定，但所有的細節卻沒有了。他記不起他曾住在什麼地方，曾遇見過什麼人，曾制定過什麼計畫，然而在我們的案情摘要里都載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知道他幹了些什麼，例如他曾住在軍情六處的老一輩官員阿爾奇·萊爾的隔壁；萊爾曾是蓋伊·伯吉斯的密友。他倆肯定見過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記不起他。在以後的一個多小時里，霍利斯結結巴巴，直到他談起戰前參加軍情五處以後的經歷才恢複了常態。突然間，他又有了精確的記憶。
那天晚上，審訊小組又在牛津和劍橋俱樂部碰了頭，對白天的審訊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
「那空白的一年他幹了什麼？」我問。
弗·瓊斯把煙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煩。
「你們全弄錯了，」他說。
他告訴我們霍利斯從中國回來以後，情況糟透了——他的身體極差而且沒有工作，沒有前途。瓊斯似乎沒想到這些情況會使霍利斯更加難於被軍情五處錄用。霍利斯四處遊盪，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記的一段經歷。因此，瓊斯說，他記不起住在什麼地方並不奇怪。
「起初他申請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工作，這種動機就有些古怪。」我說。我很認真，但聽起來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瓊斯生氣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剎住話頭，「還有一次審訊。」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裡。
「我們開始嗎？」霍利斯傲慢地問道。約翰·戴卻一言不發，靜靜地等著。這是個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識到這次不是由他來負責審訊。
戴開始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審訊。
「我還要問問你有關克勞德·科伯恩的檔案……」
這個問題曾在頭一天上午提過。霍利斯主動談了他在牛津時同科伯恩的友誼。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在科伯恩的檔案里提及這一事實；按規定任何一位軍情五處的官員在處理朋友檔案時都應該這樣做。霍利斯避實就虛地回答道，當時並沒有明確要求非要在檔案上記錄私人友誼不可。
這的確是一句謊言，雖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說話，但畢竟是句謊言。案件摘要里的一個完整附件證明在戰前軍情五處記錄友誼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這一規定的。
戴開始對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進行質問。霍利斯為什麼要說謊？他沒有結巴，也沒有驚慌。他稍稍停頓了一下，便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是的，他承認還有一個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個傑出的左翼分子和共產國際的間諜，對情報局很感興趣，而且他本人剛剛被軍情五處接收，很想在軍情五處大幹一番，因此他決定違反規定，以免人們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誼看成污點，對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違反過這條規定。」
「同其他朋友的關係怎樣，」戴步步緊逼，「同菲爾比的關係怎樣？是不是很好？」
「其實並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們只是在工作上關係不錯，並沒有別的。」
「與布倫特的關係呢？」
「更加如此，特別是在戰爭年代。我認為他很有才氣。他離開安全局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他了。在『旅遊者』酒店我們有時能碰見。見面後就閑談，就干這類的事，他特別喜歡聊天。」
關於同古曾科、沃爾科夫和斯克里普金的友誼，他幾乎是一帶而過。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懷疑埃里是否真正存在。至於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爾比送給他的檔案里並沒有什麼陰謀。
「那時我是公認的蘇聯問題專家，菲爾比把檔案送給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這份檔案涉及到英聯邦的問題。」
「你同沃爾科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