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利身材高大，紅光滿面，表面上盛氣凌人，內心卻隱匿著靦腆。他自從一九六〇年被提拔為C處的處長後就被人看作是一個潛在的局長。他年齡適當，四十多歲，有一個反應敏捷的文職人員的頭腦，因而博得了白廳對他的喜愛。此外他還有一副粗擴的軍人外表，這使得他在軍情五處的委員會中具有一定的聲望。「哈里特」調查出現時，他正是王儲——肯定接替將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瓊斯。
對一個同事進行調查總是痛苦的，對霍利斯和米切爾則又不同，他們是遠離著的人物，對他們的懷疑加重時，他們已接近退休。可漢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們是同時代的人，雖然並沒有想入非非地想成為朋友，可我們一起在各種委員會中和諧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業擺在他面前，而他的未來卻在我的手裡。
帕特里克·斯圖爾特，D處一科（調查科）和我共同進行了調查。第一個任務是建立一個有關漢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們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後來的事業。對幾十個認識他的人都進行了採訪，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審查為借口來完成的。
「哈里特」這件事最難的方面是，調查很快就揭示出，漢利在他的父母親的婚姻關係破裂後有過一個痛苦的童年。他的心靈烙上了強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療。從他的履歷看出，他當時是軍情五處的一個年輕的官員。這件事漢利在當時就告訴了安全局。
漢利找過精神病醫生，這本身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軍情五處的許多高級官員在他們的生涯中曾以各種方式徵得意見以幫助他們自己承受起職業機密的負擔。但我們的調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漢利的舊創傷，也許它們能暴露出漢利從事間諜活動的動機。瓊斯、斯圖爾特和我討論了這個問題。瓊斯以個人的名義給漢利的精神病醫生寫了一封信，請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萊大街去拜訪了這位精神病醫生。他知道漢利的職業，毫不猶豫地宣稱漢利具有堅定強健的個性，並懂得了如何對付他早年的無能。我問他是否設想一下漢利是個間諜。
「絕對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說。
在漢利的早期生活當中，沒有任何當過間諜的跡象。大戰前，他在牛津是一個聰明而稍為左傾的學生楷模。戰爭爆發後為了拿學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後他參加了國內防禦部隊的一個探照燈團，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這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它並沒有使像漢利這樣才華橫溢的人大材小用。當時每一個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自尋煩惱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負。
他的生活當中引起我們感興趣的第一點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進劍橋三軍聯合語言學校俄語速成班的決定。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戈利金都讓我們了解到這個學校是克格勃的一個招募場所（但根據我們的情報來源，並沒有一點點證據能證明漢利曾與他們有牽連）。俄語課使漢利第一次接觸俄國人。從那以後，他的經歷似乎不可思議地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達佩斯與一個克格勃的官員一起為盟軍聯合情報委員會工作過。這個克格勃官員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個招募中級間諜的人。後來，漢利回到倫敦，擔任了國防部與蘇聯武官之間的聯絡官，主要處理回國人員問題。在這段時間裡，他開始與軍情五處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後向軍情五處提出申請找個正式的位置，以後便作為俄國事務的研究官員加入了軍情五處。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編排「紅色樂團」間諜的索引。幾十年後，我才發現這些索引對我們D處三科的工作是多麼寶貴。
不到兩年，漢利被調到波蘭科（D處二科），他的事業騰飛了。他先到香港去了兩年半，後來又回到E處（殖民地事務處），以後又當了D處二科的科長，一九六〇年他作為C處的處長成了委員會的成員。他的事業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勢頭，然而他的背景上卻有一個可能是間諜的剖面。這個遭受過童年苦難並懷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嶄露頭角的微妙時期，連續不斷地同俄國人接觸。也許他像布萊克一樣好鬥，俄國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著的仇恨情緒，直到這些情緒被激發成叛變行為。
問題在於，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這回事，儘管在紙上談起來好像與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這與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們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紙上看起來卻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就漢利而言，「好鬥」這種理論有些過了頭。從他開始在軍情五處幹事業時，就被人們看作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儘管他的舉止常常很嚇人，但他的同級和上級都對他有很好的評價。他結婚後與妻子保持著一種親密而忠誠的關係。最後還有這個精神病醫生的證明。
間諜活動是一種幾乎不留證據的犯罪行為，因此不管是好是壞，直覺總是在成功的偵破中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一個反間諜官員在碰到疑點時，往往需要掌握一個背景，一條線索和一系列巧合，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甚至像狄克·懷特曾說過的那樣，會導致上帝顯靈——即把各種事實彙集到一個結論上的時刻。可是漢利的線索把我們引向這一條路上，而直覺卻把我們引向另一條路上。解決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審訊。我們於是向瓊斯提交了報告。他同意了。
提到審問，大多數人的想像應是明亮的燈光下的殘酷場面：穿著襯衫的人們正用進攻性很強的問題折磨著一名被剝奪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後崩潰，倒在地板上飲淚，然後承認事實。實際生活當中的審訊要平常得多。軍情五處的審訊是很有步驟的，通常在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之間進行。中間有休息時間吃飯。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間諜會坦白？秘密就在於要以優勢壓倒你桌子對面坐著的那個人。這是斯卡登作為一個審訊員的成功之秘訣。儘管我們在若干年後嘲笑他為我們後來知道是間諜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倫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團」成員卻真正地害怕他。當然，他在審訊室的優勢並不是基於智力或體力，而主要是由於阿瑟·馬丁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提供給他的情況彙報，使像富克斯那類人相信斯卡登對他們的了解勝過他們對自己的了解。不僅是情況彙報幫助了斯卡登，監聽技術也同樣幫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當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無辜的，直到他們指出富克斯在說謊。這個信息使斯卡登擊敗了富克斯，當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舉止上，集中體現了通情達理的英國中產階級的價值——午茶和花邊窗帘——以至於那些被他審問的人不可能把他視為資本主義罪惡的代表，因而他們從一開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漢利是個間諜，這一切對他都不生效。他是一個內行，他太熟悉這些花招了。就像菲爾比一樣，他會眼看著打擊到來。唯一對付一個內行的辦法是對他進行一個極其徹底的審查。有關嫌疑犯的生活和經歷的完整材料已編寫好。把它用在審訊中，讓他把整個情況過一遍。如果有任何偏離，省略或不準確的地方，就追問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這種壓力常常會導致他進一步出現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開始顯露出來。
軍情五處的技術是一個不完善的系統，就像陪審團審判一樣，它仍不失為一種最好的辦法。它的優點是，如果一個人沒有什麼可隱藏的並具有承受緊張感的韌性，那麼他是能夠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點是，一個無辜的人往往在詳細的調查中暴露出他隱藏著的弱點，從而不可能再繼續工作下去。這有點像中世紀的審判：有時清白要用一生的代價來換取。
瓊斯選擇了自己來親自主持對漢利的審問，他知道這將是一次困難的遭遇，而最終漢利的命運是握在他這雙手中，他覺得把這項任務交給任何一個官員去執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證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萊肯菲爾德D處一科的工作間對整個審訊進行監聽。
一天早上，漢利被通知到瓊斯的辦公室去，並告訴他有人對他進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審訊。審訊是在局長辦公室里進行的，桌子上公開地擺著一個話筒，記錄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監聽審訊的房間里進行的。整個頭一天瓊斯都讓漢利談他的生活。漢利非常誠實，有時是痛苦地做到這一點。他沒有迴避問題，對他的生活和內心情緒的細節也不隱瞞。第二天，我們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細節告訴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動。他同意說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細節，但他平靜地聲明他不是一個間諜，從來就不是，而且從來沒有在任何階段被俄國人或其他什麼人拉攏過，儘管他在布達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個被指控拉攏過他的俄國官員見一次面。
對漢利的審訊證明了秘密情報事業是一種搞欺騙和陰謀的職業，許多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具有超乎尋常的性格。漢利就是這樣一個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將要到來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請去接受一次嚴峻的審問，讓逐年的盤問使其靈魂原形畢露。在整個過程當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