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沃爾科夫的清單是我們調查的第一個案件，也是D處三科為了追查清單中提到的兩個外交部間諜當中的第二個人而進行的重點調查項目。我決定請傑弗里·薩德伯里把整個文件重新譯出來，此人是政府通訊總部負責「維諾納」計畫的官員。薩德伯里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尤其是，由於通過「維諾納」計畫，他熟悉沃爾科夫企圖叛逃時俄國情報機關所使用的行話，而原來這個文件的譯者卻不懂這些行話，原來的譯者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的官員。
沃爾科夫的清單里有一條尤其令我迷惑，原來的譯文提到，他知道倫敦重要機構里的重要蘇聯間諜的檔案和文件。譯文里有這樣一段話：「根據他們的假名來判斷，有七個這樣的間諜，五個在英國情報部門，兩個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間諜擔任著英國反間諜某部門的領導職務。」
一九五一年菲爾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進行彙編時，軍情五處就假定沃爾科夫所提到的最後那個間諜是菲爾比，因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確擔任過軍情六處負責反間諜的領導職務。但是，我從「維諾納」計畫中學到足夠的俄文，發現有兩個字在原來的譯文中沒有出現過——一個詞是「otdel」，意思是「處」，下面緊接著的另一個詞是「upravalenie」，意思是「理事會」或「高級處」。不管怎麼說，都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沃爾科夫的這段話就一定指的是菲爾比。英國情報機構共有五名間諜，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容易被認為是菲爾比。
我把沃爾科夫的清單交給薩德伯里幾天後，他激動地給我打來電話，那時他幾乎忘了轉換電話擾頻器。
「原來的譯文是錯誤的，」他說，「全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專用語言。起草這份文件的人顯然是一個很高級的官員，他寫得很仔細，有豐富的職業技巧和知識。真正的譯文應該是這樣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個間諜正擔負著英國反間諜局某個處的領導職責。』
「事實上，我倒認為這個人的位置是暫時的。他正『擔任著職務』，而不一定就是這個職務本身，這使我認為他是一個代理領導人或類似這樣的職務……」
「我沒有聽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說。
「你還不明白？」傑弗里的喊叫聲夾雜著電子雜訊傳了過來，「英國反間諜局是軍情五處而不是軍情六處！」
這意思很清楚。如果薩德伯里是對的，那就不是菲爾比，也不是布倫特，因為他從來沒有當過任何代理領導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擔任過英國反間諜局某處的代理領導人的只有一個，他的名字叫羅傑·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爾·古曾科說的軍情五處的間諜「埃里」。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時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筆記本上，那時正在對米切爾進行調查。「流暢」對埃里案件重新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調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尋常，它出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與沃爾科夫提出的「代理領導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時期，與我們獲得「維諾納」計畫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爾科夫說的事件要點很簡單，他說他知道軍情五處內部有一個間諜，他是從一個叫盧比莫夫的朋友那裡知道這事的。盧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魯烏的主要密碼室與沃爾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訊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個信箱是墓碑的縫隙處。古曾科說，埃里有些東西與俄國有關，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為他訪問過俄國，或者他會講俄語。埃里是一個重要的間諜，因為他能夠從軍情五處拿走有關在倫敦的俄國人的檔案。
盧比莫夫給他看了那個代號叫「埃里」的間諜發來的部分電報。古曾科說，每當埃里的電報一來，就由密碼室的一名婦女先讀一下電報譯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給斯大林。我邀請一個原格魯烏的高級官員到英國來，此人是在大戰結束時叛逃到西方來的。我問他，那個讀電文的婦女是誰，他說她叫維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負責指揮在西方的所有格魯烏非法分子。可是由於保密規定，她從不把她所控制的間諜人員的身份告訴他。戰爭時期，在瑞士為格魯烏工作的非法間諜亞歷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維拉（見他寫的《間諜手冊》）描繪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訓時的女負責人。
古曾科講的事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自從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後，他經常改變細節。「軍情之五」成了軍情五處，這個區別是很關鍵的。從理論上講，「軍情之五」可以指軍事情報局的五處。菲爾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確在秘密情報局（前軍情五處）的五處工作過。古曾科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是一個無法挽救的酒徒了，讓他回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騎警隊要求再見一次古曾科，可他們告訴我們，古曾科由於貪杯又貪財，給加拿大當局造成了不少麻煩。他們害怕同古曾科進一步進行接觸會使問題惡化，而且還有很大的風險，因為古曾科可能把我們會見他的目的傳出去。
我問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是否有審訊古曾科的原始記錄，這些記錄是他在叛逃初期關於埃里問題準確說法的最好證據。可看守古曾科的騎警隊員已經去世，他的記錄也沒有存檔，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銷毀了。
英國情報部門檔案中的證據僅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實性進一步複雜化。古曾科叛逃後，軍情六處的官員彼得·德懷爾從華盛頓去了加拿大，聽取他的交待。德懷爾每天給軍情六處的倫敦總部發回電報，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懷爾的電報由秘密情報局反蘇聯間諜處處長菲爾比處理，菲爾比在第二個星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緊迫問題：沃爾科夫幾乎在同時與英國人在土耳其接觸。幸運的是，他請了當時的軍情五處的同行羅傑·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見面。我們懷疑，這是一次巧合呢，還是他知道霍利斯是個間諜夥伴，並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攪混水，才做了這樣一種安排？可是，我們從「維諾納」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見古曾科時，克格勃並不知道格魯烏在軍情五處有一個間諜。古曾科所擁有的最明確最重要的材料是關於原子武器發展項目中有可能存在著間諜的材料，霍利斯的報告詳細地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而「軍情之五」中的間諜埃里幾乎就是一個腳註。霍利斯斷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國情報部門的組織結構，古曾科弄錯了，於是這件事就被埋掉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然而，當時的反間諜處處長蓋伊·利德爾卻把這根線索掛在了腦海里，他在日記中對埃里的可能身份進行了推測。奇怪的是，直到利德爾的老秘書把日記交給我並請我保存，而霍利斯卻下令將它銷毀時，我才知道這一點。我再一次靜下來思索，霍利斯下令銷毀利德爾的日記是偶然的，還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們設法從「維諾納」中破譯了一份新的電文，從而改變了「流暢」對埃里是不是「一張真清單」的評估。我們破譯「維諾納」信號的那個星期是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開始的，這一天還收到一份給克羅托夫的電文，該發報人在電文中平靜地討論到，他要根據加拿大「鄰居們」所面臨的問題，對寶貴的「阿根圖拉」採取預防措施來進行保護。這顯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發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們已經知道，「鄰居們」是克格勃用來指古曾科工作過的格魯烏的一個暗語。克格勃沒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國的任何間諜會被古曾科破壞。格魯烏不知道克格勃的機密，而且不管怎麼說，還有菲爾比在那裡天天監視著所有預想不到的發展情況。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訊工作的尾聲時，電文的調子明顯不同了。那種輕鬆的調子消失了。克羅托夫收到了如何與他的間諜進行工作的細緻而詳細的指示。只有「叢林接頭」方式才能採用，而且會面要盡量減少，如果可能的話，一個月見一次面。
我們需要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莫斯科中心為古曾科的證詞之含義而突然變得擔憂起來？古曾科實際上是在兩個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魯烏差不多立即對損失作了一個初步的估計，並為那些他們擔心會被古曾科出賣的人作了保護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懷爾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訴他的詳細情況發回給了在軍情六處倫敦總部的菲爾比，但是，一個星期之後，克格勃突然開始變得很擔憂。
答案在當時軍情六處的檔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電報送到菲爾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詳細敘述了古曾科對代號叫埃里的間諜的描述，這或許是菲爾比第一次知道「軍情之五」中有間諜的消息。我們在六十年代查閱了這份電報的原件，電報被折成四折，四周邊緣很臟，彷彿曾在衣服裡層的口袋裡放過。菲爾比在收到電報兩天之後簽上「HARP」（菲爾比姓名的首字母）。顯然，他在那兩天之內取走這份電報，並把它給他在倫敦的俄國上司看了。檔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電報都不曾用這種方法處理過。顯然，就是這份電報在「維諾納」通訊活動接近尾聲時引起了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