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六十年代留下了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這是最為重要的問題——軍情五處內部有沒有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老鼠」。負責研究英國情報部門被滲透的歷史的「流暢」工作小組與負責調查的D處三科齊頭並進展開工作。霍利斯對「流暢」項目很沒興趣，主要是因為這個項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這個他將退休的時間之前，提不出報告。霍利斯仍然認為，滲透問題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討論第二個西蒙茲報告的會議之後就結束了。他命令所有參與米切爾案件的不得討論該案件，甚至在他們之間也不允許。這是一個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預料當中的憤怒和驚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幾次訪問。他訪問的是美國和加拿大，並向美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騎警隊通報了米切爾可能是間諜。在霍利斯訪問後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從一九五六年以來一直裝在蘇聯大使館牆裡的未被發現的「蚯蚓」話筒突然被一隊蘇聯清查人員挖出來了。他們事先沒有進行搜查，但卻確切地知道話筒在什麼地方，我們聽見他們在線路中斷之前從牆裡拿出了話筒。
皇家加拿大騎警隊懷疑是不是米切爾破壞了這個行動計畫，當時騎警隊反間諜處處長吉姆·貝內特開始向我打聽。要轉移他的興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關於上層滲透問題證據的簡要報告給了他。實際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論，我敢肯定，「蚯蚓」話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蘇聯人知道了，因此他們除了偶爾用這些房間來進行領事業務外，沒有用它們來辦其他什麼事務。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們才清楚地知道這個系統的確切位置。這正與對米切爾的調查相吻合。這次調查詳細地考慮了米切爾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賣了「流暢」行動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爾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詳細報告，包括「蚯蚓」系統的工作方法的細節。這個行動毫無疑問是在那個時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爾乾的還是霍利斯乾的，蘇聯人在不知道話筒的確切位置時是沒法取出它們的，除非讓清查人員來找到它們。儘管蘇聯人知道被監聽的確切範圍，但當時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尋，還是沒有找出這些話筒。
瓊斯聽說我在加拿大談到過滲透問題，氣得大發脾氣。我告訴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訪問後，要避免談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忽視這個問題只能使我們的盟友認為更糟糕。
華盛頓對此興趣也是同樣的濃厚。我想起了在邁克爾·麥考爾家中的一切聚會。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當了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秘密聯絡官。安格爾頓和我躲在一邊不與其他人談話，他緊追不捨地問我軍情五處的內部情況。
「你們那幫人搗了什麼鬼，」他不斷地說，「霍利斯到這裡來講了一些關於米切爾的荒誕故事。他彷彿不知道這個案子的關鍵，也沒有進行過審訊，現在他卻說沒有問題了！……」
我試圖把整個案子向他說清楚。我告訴他，我們認為米切爾的事已經澄清了。我說，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們的下一個懷疑對象。我問他是否有什麼情況可以提供給我們來幫助偵破此案，他說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麼。那時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困難時期，肯尼迪剛剛遇刺，沃倫委員會正在進行調查，安格爾頓還有自己那攤子迫切需要處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國安全部門彷彿在美國人眼裡又一次出了紕漏。僅僅四年，一系列間諜醜聞和災難吞沒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首先是霍頓被查出來，他出賣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水下探測系統的重要部分。雖然霍頓案件標誌著軍情五處新的反間諜能力的勝利，但這引起了美國海軍的憤怒，並對英國同行長期懷著敵意。霍頓案件暴露不久，這種敵對情緒在國家安全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上表面化了。在這次會議上，美國海軍企圖徹底斷絕英美兩國的情報和秘密交換關係。吉姆·安格爾頓和聯邦調查局的艾爾·貝爾蒙特掐掉了海軍的這朵陰謀蓓蕾。
「他們和我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他們抓間諜，而我們不抓。」貝爾蒙特乾巴巴地說。
但是貝爾蒙特所說的話並不能減少接踵而來的一連串的災難。一九六一年布萊克的受審並判刑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所有行動，包括柏林隧道行動在內，都受到了懷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薩爾又被抓獲；由於一個英國間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極有價值的海軍機密再度被透露給東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爾比叛逃，這顯然是因為英國當局沉默和無能。同年，富有安全含義的普羅富莫事件發生了。蘇聯人通過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羅富莫索取核機密情報，聯邦調查局在當時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乾脆被丟人現眼地在法庭敗露。一九六四年的柯達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國人眼裡，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發生的馬爾特里案件。
馬爾特里案件開始於一九六三年。「費多拉」指控說，克格勃在英國的一個核研究集團內部有一個專搞理論情報的外國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兩年當中才頻頻活動。這說明叛逃者戈利金並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縮小了嫌疑分子的範圍。我們在走了幾步錯棋以後，把調查集中在葉賽普·馬爾特里身上。此人於一九六二年秋從歐洲原子能機構來到考爾漢姆實驗室，可馬爾特里並沒有被允許去接觸機密的原子材料。調查還在繼續進行。就像霍頓在朗斯代爾案件中一樣，馬爾特里可能是在波特蘭時通過一個能接觸到機密的女友來獲得機密，因此他想獲得他無法接觸到的機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並未獲得能夠證明馬爾特里能接觸到機密的任何證據。在搜查他在考爾漢姆的辦公室時，我們在他書桌一個帶鎖的抽屜里找到了有關會晤的材料。當時馬爾特里到歐洲度假去了。他剛一回來，就在南邊機場被帶走了。特別處對他進行了盤問，查明了他認識的一個叫卡爾別科爾的蘇聯人。他有一張標明安排會面的地圖。結果通過搜查他在阿賓頓的住處，發現了一個隱藏裝置，裡面放有幾本微型一次性密碼本，同朗斯代爾的那種密碼本一樣。有一本密碼本的一頁中的一部分顯然已經被用過。還發現了一本日記，裡面詳細說明了如何把字母，當然還有辭彙變為數字的坐標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碼本來把電文變成密碼。
霍利斯召開了一次很長的會議，來決定如何採取行動。米切爾也出席了會議。關鍵的因素是沒有發現證明馬爾特里接觸過機密或向一個外國人傳遞機密的證據。「公務機密條例」中的確有一條規定，準備從事間諜活動就是犯罪，但即使證實馬爾特里是在準備從事間諜活動這一點也是很困難的，沒有證據表明他同外國人有秘密聯繫。政府通訊總部只能證明那些密碼本與間諜們用來與他們的俄國主於進行通訊往來的密碼本相似，可是與朗斯代爾案件不同，它們不能證明馬爾特里確實那樣干過。但人們常常不能意識到，正是通訊總部在朗斯代爾案件中的證詞才保證了對被告們進行判罪。沒有這種證據，朗斯代爾和他的合作者就會逍遙法外或被減刑。
我作為軍情五處的信號專家在會上向上級指出，軍情五處所掌握的證據甚至不足以證明馬爾特里向外國人傳遞機密的動機。而安全局的法律處卻堅持要用「公務機密條例」中那條「準備行動」的規定來套馬爾特里，井以此作為一條有效的理由來進行起訴。在場的職業反間諜官員都非常吃驚，霍利斯和米切爾居然敦促對馬爾特里進行起訴。結果檢察總長果然提起公訴，使軍情五處蒙受了不少損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馬爾特里案件要進行下去。我只能記得這個審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這是米切爾案件處於高潮的時候。很顯然，如果這時把軍情五處的反間諜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國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這裡還有一起應該考慮的案件就是弗蘭克·博薩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聯邦調查局的格魯烏間諜「大禮帽」，提供了英國物資供應部絕密文件的照相複製件。這是有關導彈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國的高級機密，嫌疑分子的範圍很容易就縮小到幾個人身上。我們用了所有的監視方法把這幾個嫌疑分子都控制起來了。我們發現，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薩德偶爾在午飯時間到滑鐵盧車站的左邊行李房去取一隻箱子，然後又去一家在布魯姆斯伯瑞的飯店，用假名在那裡為自己訂一個房間。他獨自一人在那房間里呆上半個小時。離開房間時，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後又回去上班。軍情五處不久便把那隻箱子從滑鐵盧拿走了，發現裡面有幾架文件複製照相機，幾盒膠捲和兩張灌有八首俄國歌曲的唱片。這幾首俄國歌曲的詳細內容被複制下來。箱子里的所有東西都用照相機翻拍複製下來，然後再放回箱子原處。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鐵盧車站。我給通訊總部打了個電話，把唱片記錄下來的詳細內容告訴了他們。政府通訊總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國發報機傳送過來的，通過方位搜尋，發現這台發報機是在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