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離開的時候，我正在D處三科進行大規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這個科時，它並沒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樣具有明確的目的。我相信，如果軍情五處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謀查明白，三科應當起著一個中心作用。一個情報機構，尤其是一個反間諜機構，必須依賴自己的記憶力和使命感，缺乏這些東西，就會一事無成。可是軍情五處在一九六四年時從叛逃者和已經坦白的間諜那裡獲得了大量的情報，這些情報互相矛盾，使軍情五處無法承受。情報職業中一直有許多馬馬虎虎的結尾，檔案室里堆積著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決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證實的可疑材料，使我們感到不知所措。我們需要對那個時代進行回顧，有效地積極地對菲爾比、伯吉斯、麥克萊恩、布倫特、朗和凱恩克羅斯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進行審查。
儘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遲到一九六四年，我們對以前那些間諜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這是令人費解的。較為普遍的傾向是把間諜視為「爛蘋果」、「過失」，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是三十年代那種特殊條件下範圍較大的密謀的一部分。在局內部認為我們的情報機關已經被滲透的人與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與此有著共鳴的是另一種類似的分裂：有些人認為蘇聯在三十年代的滲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蘇聯的滲透範圍是相當大的，並認為「維諾納」行動所提到的八個匿名人正是說明這一點的有力依據。整個五十年代末，雙方緊張的關係隨著霍利斯不斷做出努力來壓制阿瑟和我這樣要求查明問題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於原因複雜，我們未能充分地抗擊這一陰謀。簡單地說，對兩個最大的嫌疑犯菲爾比和布倫特的審查所獲得的進展很小，再加上英國統治集團所懷有的那種恐懼心理，因此要保證在調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難的。叛逃事件發生時，許多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有聯繫的人早已成為社會生活的顯要人物了。向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提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是一碼事，而向一大批即將坐上常務副大臣的文職人員提出類似的問題則又是另外一碼事了。
說句心裡話，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現。軍情五處的政客和歷屆頭頭都害怕進一步的檢查會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牽扯出更為難堪的有關英國政治集團的醜聞，這在五十年代被認為是一種無法接受的冒險行動。要進行一次毫無障礙的調查，軍情五處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間諜機關都會碰到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如果要進行調查，就不得不冒著風險去接觸和採訪一些人，因此隨著調查的加緊，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大。這種矛盾在調查三十年代蘇聯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招募間諜的問題上顯得尤其尖銳。我們想要會晤的人，大多數仍然是牛津和劍橋知識分子小幫派體系中的一部分。他們沒有必要對軍情五處表示忠誠，也不用對我們的行動加以保密，有關我們活動的新聞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這是令人恐懼和不安的。軍情五處的各屆頭頭面對這種風險，是永遠不願意去碰這個棘手的問題的。我們選擇了秘密調查的方式，實際上公開調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爾比的叛逃和布倫特、朗以及凱恩克羅斯的坦白，把許多保留的東西一掃而光，可是害怕英國統治集團出現醜聞這一點仍與以前一樣尖銳。霍利斯同意擴大D處三科，並交給它一項既簡單而又戰線漫長的任務——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檔案，以便能尋找出至今仍在活動的間諜的線索。對整個一代人進行審查，盡量清理出那些沒有頭緒的案件，首次為英國的情報部門提供一個準確的歷史。蓋伊·利德爾退休後，常常回到辦公室來玩，他對我說過一句話，我把他的這句話作為D處三科的指導原則：
「我敢打賭，在以後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間諜，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檔案室里有了檔案和線索，你可以根據這些檔案和線索……」
我肯定地說得對。我回想起霍頓，他的妻子告發了他；回想起布萊克，想起「狙擊手」早就提供的有關布萊克的線索，想到菲爾比，還有布倫特。這些都有證據存在，但沒有進行不懈的追查。也許最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我閱讀了克勞斯·富克斯檔案之後獲知，富克斯被捕後，軍情五處發現他的名字、共產黨員的背景、甚至他的黨證號碼都記錄在被軍情五處在戰爭結束時所沒收的蓋世太保的卷宗里。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原因，負責審查富克斯的官員並沒有得到這個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個名叫邁克爾·索波爾的官員也對富克斯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在檔案里寫道：富克斯一定是個間諜。
在檔案室里堆放著的材料當中，有幾個明顯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蓋世太保的記錄。蓋世太保是一個效率極高的反間諜機構，它對歐洲共產黨和蘇聯的情報機關進行了廣泛的對抗活動，並藏著有關他們的情報。它收集這些材料時，正是我們由於戰爭的條件所限而對歐洲的知識幾乎沒有的時候。它掌握了歐洲的蘇聯情報圈子中最為重要的「紅色樂團」的極為珍貴的情報。「紅色樂團」是格魯烏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報網，其相互間的聯繫很鬆散，經費完全自給，可他們非常勇敢，也很機智，關於德國軍事行動的重要情報，就是他們用無線電傳給莫斯科的。
對於英國人來說，蓋世太保的記錄材料中最為重要的當數關於魯濱遜的文件。亨利·魯濱遜是「紅色樂團」在巴黎的一個領導成員，是共產國際最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處決。他在臨死前拒絕吐露任何一個字，可在他房間的地板下藏著的文件卻被發現了，這些文件披露了該諜報圈子裡的活動情況。在手寫的筆記里列有住在英國的四十或五十個人的姓名和地址，這說明魯濱遜是負責與英國的「紅色樂團」諜報圈聯繫的。戰後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對魯濱遜文件做了許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戰爭中遭到毀壞。軍情五處的另一個官員邁克爾·漢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識別並列出了「紅色樂團」的每一個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從那以後，便沒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許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使我們感興趣的線索。
另一個尋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記錄。有關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進行當中。戰前的叛逃者和戰後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報當中仍有許多毫無頭緒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沃爾特·克里維茨基曾告訴軍情五處，有一個出身於顯貴家庭的間諜，曾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讀書，後來在外交部工作。多年來，大家都認定他說的是唐納德·麥克萊恩，儘管麥克萊恩是在格雷沙姆·霍爾特公學和劍橋大學受的教育。麥克萊恩與那個人的情況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發材料卻被擱在檔案室里積滿了灰塵。
之後又發生康斯坦丁·沃爾科夫在伊斯坦布爾接近英國領事館的事。此人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他主動提出要英國給他金錢以交換他提供的蘇聯在英國的間諜名單。他給了英國大使館一份正式的有關間諜的工作部門的清單。沃爾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單正好落在軍情六處工作的金·菲爾比的辦公桌上。菲爾比當時是反間諜處處長，他說服了持相反意見的某個上司，讓他到土耳其去，說是去為沃爾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爾比推遲了兩天才到達土耳其，準備叛逃的沃爾科夫再也沒有被人看見了。土耳其人認為沃爾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綁在擔架上用飛機運走的。在沃爾科夫所提供的間諜名單當中，有一個人被認為是菲爾比本人。但其他還有好幾個人在以後再也沒有被查出來，就像沃爾科夫所說的那個在波斯為軍情六處工作的間諜一樣。
最後，還有「維諾納」的材料。這是至今為止關於西方安全部門過去被滲透的情報當中最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離職後，我接管了「維諾納」項目，並下令對材料再進行一次全面複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線索。這引出了第一樁由D處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起法國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國案子。從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格魯烏的「門搭扣」材料中，有許多有關蘇聯在戰爭初期對那些總部設在倫敦的各種流亡移民組織和民族運動進行滲透的情況。譬如，俄國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報局的心臟里有一個重要的間諜。該情報局通過信使來指揮它在德國佔領下的東歐間諜網。蘇聯的這名間諜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萊克。此人後來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個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軍情五處來說，最為嚴重的滲透是在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政府里。戴高樂兩個共產黨員助手，一個叫安德萊·拉巴爾特，曾是民政事務部部長；另一個叫纓塞里埃，曾負責過軍事事務，是個海軍上將。這兩個人堅持不斷地在倫敦密謀策劃。軍情五處在戰爭時期曾根據丘吉爾的意圖對這些密謀進行了嚴密的注視。在戴高樂到達喀爾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