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倫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說，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好」；而在華盛頓，一位剛剛上任的年輕總統卻正在為創造一個神話般的文明和傑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處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動蕩的預兆已經清晰可見。整個五十年代，英美的情報部門都投入了冷戰，他們目標明確而又專心致志。冷戰並不是一場非常微妙的戰爭，也不具有各種複雜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從蘇聯情報機關的心臟里逃出來，投奔了西方，他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於西方安全機構被滲透的故事。然而，他們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難以相信。結果懷疑和猜測籠罩著情報系統，英美情報部門漸漸陷於癱瘓。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來到西方。當時我已從華盛頓返回英國幾個星期了。我正在辦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進來。他一隻手夾著香煙，一隻手拿著一份《泰晤士報》。他把報紙齊縫疊好，然後遞給我看。
「聽起來很有點意思……」他用手指著一條關於蘇聯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對我說。克利莫夫少校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來到美國駐赫爾辛基大使館，請求避難。
不久我們聽到傳說，原來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現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處的各辦公室里洋溢著歡快的氣氛。阿瑟的煙抽得更多了，他那張孩子似的臉龐激動得泛出陣陣紅暈。他一個人在走廊里來回踱著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關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問他：「是有關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關上門，告訴我這件事的經過。他說，「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納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級官員，曾在第一總局工作過，負責對英國和美國進行間諜活動。後來他又在莫斯科情報部工作，然後又到赫爾辛基蘇聯使館工作。其實戈利金早在國外服務時就列入了中央情報局的監視名單，但改名以後卻沒有被認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國駐赫爾辛基使館。
初步審問以後，中央情報局交給軍情五處一份「十集」清單。清單中的每一集都詳細記錄了戈利金對英國安全部門姦細的揭發，這份清單原先由阿瑟保管。D處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長帕特里克·斯圖爾特對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並根據「對號入座」的原則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單。後來每一集材料又分發給D處一科（調查科）的一些官員，讓他們進行調查。我呢，則根據調查的需要，隨時向他們提供各種技術諮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戈利金說，三十年代蘇聯在英國曾招募了一夥著名的「五人集團」間諜。他說，他們不僅互相認識，而且還知道其他間諜。但戈利金卻不知道「五人集團」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個人的代號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東的行動有牽連。這個線索與金·菲爾比完全吻合，菲爾比現在在貝魯特為《觀察家報》工作。戈利金說的五人中的另外兩人顯然就是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戈利金所說的第四個人可能是女王藏畫的鑒定家安東尼·布倫特爵士。布倫特爵士在戰時曾是軍情五處的官員，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以後曾一度受到懷疑。但對戈利金所說的第五個人我們卻一無所知。由於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團」，因此，菲爾比案件和布倫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來，進行重新審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準確的線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這些線索都是有關海軍部間諜的，如霍頓。這說明蘇聯人非常重視收集英國和北約潛艇和反潛能力的詳細資料。據第三集揭發，蘇聯人在英國駐莫斯科使館海軍武官當中招募了一名間諜，這件事是由負責國內情報行動的第二總局局長格里巴諾夫將軍來親自監督的。英國使館裡有一名叫米海爾斯基的俄國籍僱員參與了這項活動，那名間諜把自己看到的機密文件抄下來，交給米海爾斯基。戈利金還說，一九五六年這名間諜奉命調回倫敦，在海軍情報處工作，於是他便由克格勃國外行動處指揮。
據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講的第二個海軍間諜是一個更加高級的人物。戈利金說他曾讀到過三份編了號的北約文件，其中兩份是絕密的，這是他在克格勃情報處北約科工作時無意當中看到的。情報處北約科負責整理有關北約問題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諮詢和參考。一次戈利金正在準備一份有關北約海軍戰略的材料時，看到了三份從倫敦發來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經過修改的，換言之，原始材料的來源事先已被刪掉，但這次由於他要寫的報告很緊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複製件給他看。中央情報局對戈利金講的這件事進行了核實。原來戈利金所說的三份文件是關於擴建克萊德灣北極星潛艇基地的詳細計畫，以及重新部署北約在地中海的海軍的計畫。中央情報局的人把這三份情報混在其他北約文件一起，然後拿給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準確地認出了那三份文件，並解釋說，他看到的那份關於克萊德灣的文件的散發範圍有四套編號和數字，而美國人給他看的這份卻有六套編號和數字。美國人查閱了散發名單，發現確實有他所說的那種副本，但我們卻找不到。斯圖爾特對這三份文件的散發情況作了分析，發現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現在已經退休的資歷很深的海軍中校。後來這個案子交給D處一科去辦理了。
在戈利金過來以後的幾個月里，蘇聯情報機關心臟里又有三個人叛逃。這三個人的行動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很顯然他們是互相獨立的三個間諜。頭兩個向聯邦調查局表示他們願意留守原地為聯邦調查局提供情報。這兩個人一個是克格勃的官員，另一個是格魯烏的官員。他們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他們的代號分別是「費多拉」和「大禮帽」。第三個人是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內瓦叛逃過來的。他叫尤里·諾森科，是克格勃高級官員，他找到中央情報局，表示願意為該局提供情報。
不久，諾森科為搜索英國海軍間諜提供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情報。他聲稱，格里巴諾夫在招募那個間諜時曾以要揭發他的同性戀行為為威脅手段，這個間諜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約的所有機密，它們都是從一位「海軍勛爵」那裡搞來的。由於北約文件和格里巴諾夫招募的間諜有密切聯繫，軍情五處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資料合併處理。卡林頓勛爵辦公室的職員約翰·瓦薩爾有很大嫌疑。斯圖爾特很早就認為瓦薩爾可能是第三集所說的「五人集團」間諜中的一員，並把他列為第四個嫌疑犯，這個案子後來由調查員尤尼·西蒙茲負責，而西蒙茲則不同意斯圖爾特的判斷。他認為瓦薩爾篤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當間諜的可能較小，於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單的最後。但得到了諾森科的線索以後，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薩爾，很快就證實了瓦薩爾是一個同性戀者，住在多爾芬廣場的一套豪華公寓里，所過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軍情五處這時遇到了一個在反間諜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間諜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沒有痕迹，除非間諜本人坦白或者當場被抓獲，否則很難找到證據。辦案員向我請教，有沒有什麼技術上的手段可以用來證明瓦薩爾確實從海軍部偷竊過文件。我和弗蘭克·摩根曾經試用過一種方法，我們在機密文件上塗上少量放射性物質，然後在嫌疑犯犯罪現場的入口處裝了一台蓋格計數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動，我們就能發現罪犯的行動。我們用這個方法對瓦薩爾進行了測試，但沒有成功。海軍部的入口處太多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瓦薩爾會走哪一個，而且蓋格計數器常常把夜光手錶之類的物件一起顯示出來，很不精確。最後，領導以放射性材料對人身有很大危害為由，取消了這個計畫。
於是我又去尋求其他方法。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考察結果，戈利金的記憶簡直同照相機一樣。我決定再進行一次試驗，看他是否還記得北約文件的照相複製件里的細節。這樣我們就可以分析出那個間諜是否把原件交給對方複製，然後再叫對方把原件還給他。我拍了二十五張有關北約克萊德灣基地文件第一頁的照片，每張相應提到一種蘇聯人過去向他們的間諜推薦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館裡使用的方法，然後我通過中央情報局把這些照片送給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張「普那克蒂納」照相機拍的照片，我在拍這張照片時用了兩架懸角燈照明，一邊一架。這使我們有了底，於是我們趁瓦薩爾上班之際撬開了他的套間。在衣櫃底部的抽屜里，我們找到了一架專用於複製文件的「普那克蒂納」牌相機和一架「米諾克斯」牌相機。我們接到搜捕的命令，當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薩爾並徹底搜查了他的套間。我們在套間角落的一張桌子底部發現了一個秘密抽屜，裡面裝著許多照過的三十五毫米膠捲，沖洗以後發現是一百七十六張機密文件的照片。瓦薩爾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戀時上鉤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當我們在倫敦和華盛頓整理這些新叛逃者的情報時，我卻遇到了個人危機。朗